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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一政策注定难以同时促成内外均衡
    2015-07-03       来源:上海证券报      

    ——对希腊危机再爆发的冷思考

     希腊的实例给了世人一个反思机会,政策搭配的目标不是为了放大力量,而是为了约束权力,只有从根本上跳出浪漫和贪婪的内在诱惑,人类才不至于在债务危机的危险之路上愈行愈远。

      ⊙程 实

      

      7月,希腊退欧危机进入审判时刻,欧洲再度拉响危机警报,苦心经营数十载的“大欧洲梦”面临突然破碎的危险。穿过历史的脉络抚摸当下,冰冷的危机恰恰对应着火热的欲望,失衡的现实恰恰对应着自负的理论。欧债危机的爆发和升级,看上去很突然,感觉上有些偶然,实际上却是无奈的必然。

      爱因斯坦说:“科学是部剧本”,经济学的剧本,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神秘的浪漫,而剧本的主角,名叫“均衡”。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从没真正提及过“均衡”,但正是他第一次将均衡思想引经济分析,而这成了古典主义经济学区别于原始经济理论,进入“科学时代”的标志。主角登场后,经济学的故事总是围绕着均衡展开,当代经济学的精美、诱人和极其博杂繁复的理论大厦,几乎完全建立在均衡概念和均衡分析之上。

      但“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醉人的浪漫往往被无情的灾难摧残。尽管在很长时间里,人们并不知道“均衡”是什么,但经济学家让人们相信,“看不见的手”会自发引致市场“均衡”,直到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全球,经济学家们才开始怀疑,均衡,也许不是那么唾手可得,而是需要人为的努力。

      这种怀疑直接引致了几十年的争论,政府是否需要运用宏观政策来帮助“看不见的手”实现经济世界的美丽均衡?尽管不同学派的经济学家各执一词,但毫无疑问的是,力主政策干预的凯恩斯占据了上风。此后,财政和货币政策成了改变、甚至重塑经济世界的利器。

      自大萧条以来,现实经济世界里政策调控日趋频繁,熟稔于此之后,费尔普斯等经济学家开始注意到“凯恩斯在《通论》中虽然主张干预,却没有充分考虑改变经济政策的影响”。和浪漫一样,均衡实际上十分复杂而难以两全。如果将政策目标定位于代表内部均衡的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代表外部均衡的国际收支平衡,那么单一政策往往难以促成内外均衡同时实现。这种尴尬的“米德冲突”让人们意识到,政策工具需要更加丰富一些,政策配合也需要更加紧密一些。

      于是,经济学家的注意力开始集中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之上。欧元之父蒙代尔由此提出了以其名字命名的政策指派法则,即“将财政政策指派给内部均衡,将货币政策指派给外部均衡”,理论上看,这种隔离式的指派似乎能够有效解决政策影响力的冲突,但实际上,这种理想化的指派却埋下了极大隐患。

      人们一直忽略了一点,力主政策调控的凯恩斯主义诞生于经济危机之中,也就是说,人们之所以接受“看得见的手”干预经济,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深度衰退中对重回经济繁荣的迫切渴望。某种程度上看,作为经济学历史上最负盛名的理论创新,凯恩斯主义中夹杂着贪婪的种子,而伴随着其后政府力量的不断壮大,贪婪的种子悄然生根、发芽,并不断成长。这种理论骨子里的贪婪在政策风格上有两种体现:一是对财政政策的偏爱;二是对增长偏好的倾斜。

      更令人遗憾的是,政策搭配本可以实现对这种贪婪的抑制,但经济学家们却并未将注意力集中于此,人们谈论政策搭配,本质上是为了实现“更加协调、内外均衡的增长”,而不是为了“约束过强的欲望和制衡过强的力量”。因而,即便具有独立性的中央银行对通胀疾恶如仇,偶尔大弹紧缩反调,但在绝大多数时候、绝大多数地方,财政政策的“GDP崇拜”和“冲动本能”总是难以遏制、显露无遗。更重要的是,隔离式的政策指派进一步切断了政策间的相互约束和相互抑制,跛行的政策组合让“看得见的手”一步步滑向失控的边缘。

      经济学对均衡的浪漫情怀和对增长的潜在贪婪,直接导致了全球经济“赤字化”增长的历史潮流,这一模式的难以为继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债务危机。而欧洲之所以成为债务危机的重灾区,过度的福利政策、老朽的人口结构和僵化的税收政策仅是浅因,深层原因在于,其政策搭配的“跛行”程度尤甚,财政非一体化和货币一体化的对立,既给了欧洲各国更大程度透支财政潜力的搭便车激励,又使货币政策的约束力缺乏必要的微观基础,政策组合上的参差不齐给贪婪以更大的空间,进而诱使欧洲债务风险从隐性走向显性,并最终行至崩溃。

      该如何拯救欧元区?从超主权状态下财政货币政策搭配的角度看,克服经济学固有的浪漫和潜在的贪婪,根治债务风险,欧元区需有三个“挂钩”:一是内部经济利益的“挂钩”,真正从整体层次上推进一体化进程、确保财政与货币政策的效力统一,欧元区内部经济结构应更趋协调,通过从核心强势国家向边缘弱势国家的资源输送,改进欧元区内部的经济秩序和基本面协同。二是财政货币政策的“挂钩”,财政货币政策的搭配需要一个同等级的政策平台,唯有同步推进财政一体化和货币一体化,改变政策跛行结构,欧洲各国赤字倾向才有望在整体上得以抑制。三是财政货币政策的指向“挂钩”,即将单一政策指派给单一均衡的政策搭配模式无疑是失败的,唯有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共同指向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才有望实现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互促格局,才有赢得约束权力过剩的些许希望。

      总之,就像电影《蝙蝠侠》里的一句台词“更强的力量,对应的不是更大的权力,而是更多的义务”,而经济学浪漫和贪婪的魅惑很容易让世人忘记这条明显有失“利益最大化”教条的箴言。而作为人类货币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欧洲统一货币区的财政力量由于失去约束而迷失了方向,希腊的实例给了世人一个反思机会,政策搭配的目标不是为了放大力量,而是为了约束权力,只有从根本上跳出浪漫和贪婪的内在诱惑,人类才不至于在债务危机的危险之路上愈行愈远。

      (作者系盘古智库学术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