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健坤

  北京上周六提出了聚焦通州，建设北京行政副中心的计划。这是“京津冀”大蓝图中的一环。

  按“京津冀”一体化大蓝图，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北京城市空间发展的主导方向。通过推进京津冀人口、资源、环境与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使整个区域“均质化”。但北京的自身问题不解决，京津冀协同就无从谈起。所以，北京的发展方向，必须从系统性角度，结合空间和产业的定位去探索。

  众所周知，北京与周边地区经济呈现非均衡发展态势，环绕北京的河北省相关县市呈现“价值洼地”状态。失衡的根本原因，是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割裂了区域空间一体化整体性，扭曲了资源要素间的必然联系，分割了资源与空间之间的内在驱动力，拉大了要素移动的空间距离，增加了资源交易成本，造成了空间生存的质量差距。要改变这种现状，就必须抛弃传统思维，重构规划，重塑产业，确立全新的一体化的区域经济发展整体战略。这是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根本路径。

  北京市需要发展高端产业；同样，周边“价值洼地”，必须通过“资源换空间”的方式，在实现北京与津、冀共建“经济一体化空间平台”上，实现其价值的增值。其逻辑是：通过“资源换空间”，使京、津、冀三地实现“空间结构优化”；再通过三地“资源要素”增量整合，使三地“产业结构升级”与“产业链重构”，实现“1+1>2”的跨越式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笔者认为，《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提出的“两轴－两带－多中心”布局，符合过去北京市空间布局演变趋势，是以往规划中的精华。

  “多中心”的提出改变原来单中心发展的状况，旨在缓解日益凸显的“大城市病”现象；“两带”的提出为中心城市的空间拓展提出了方向。虽然“两轴两带”的形态和功能基本确定，但随着北京城市继续扩张和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很多情况发生了变化，客观上要求未来的布局必须与时俱进。

  一方面，人口规模不断突破，对资源环境承载、公共服务、社会管理和稳定均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北京常住人口总数2009年底为1972万，已突破当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到202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总量控制在1800万人的目标，2014年底，北京常住人口已达2151万。尽管已开始实施人口调控，但常住人口数量依然呈不断上升趋势，表明北京在产业升级和非核心功能疏解方面进度缓慢。而简单粗暴限制落户并不符“依法治国”的执政理念。

  另一方面，北部和南部产业发展迅速，产业载体不再仅集中于东部发展带；随着南北六环路、七北路等重要的东西向交通要道的开通，东西之间的产业联系不断增加，沟通路径不再仅依托沿长安街的东西轴，南部发展带和北部发展带的雏形日益凸显。从趋势看，北京城市空间布局的关键点在于“新增两带”的空间和功能定位上。如何既反映实际情况，又具有一定超前性，同时兼顾京津冀之间的协同发展，需要借助具有指导性的理论模型比如轮辐外溢驱动模型来分析。

  轮辐外溢驱动模型的原理和运作机理是：当一国或地区内的整个空间结构中同时存在多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增长区时，选择培植并发展其中起支配地位的、最具潜力的、呈对应状态的一对作为增长极，由这对增长极分别承载并驱动各自的发展，通过辐射逐步实现彼此间融合，使这对增长极所覆盖的全部区域聚合成为一个整体，最终实现空间的均衡发展与经济层次升级。

  因此，要最大限度发挥“轮辐外溢驱动模型”的作用，需满足几方面的条件：一，合理选择驱动“轮辐”，这是未来实现“自驱动”的关键。二，建立增长极的“自驱动”机制，根本动力是产业及产业升级带来的经济价值溢出。三，建立增长极的能量向外辐射机制；四，构建增长极的轴带联通机制，打通增长极之间的联系网络，通过两极向所覆盖的次发达、欠发达等全部区域“输送”或“吸损”，实现两大增长极间的资源的有效流动。

  显然，轮辐外溢驱动要求北京构建对外联系轴带通道。所以，必须明确北京的核心功能和主导地位，同时明确天津的次主导地位与河北的辅助功能定位。北京作为“大轮辐”，是“能量聚集核”，现阶段核心功能是在自身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将能量向区域外辐射外溢，并通过轴带通道，推动其所辐射的区域间实现聚合。

  根据轮辐外溢驱动模型原理，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往北京的规划只关注自身，能量向外辐射的轴带通道没有建立起来，致使区域一体化空间的整体性被割裂。因此，构建“南北两带”应成京津冀协同的空间发展方向。其核心思路是：在北京市历年城市规划所积累的经验基础上，尤其在“两轴两带多中心”的城市总体布局基础上，综合考虑京津冀“大首都圈”资源禀赋和发展潜力，构建“两轴四带”的轮辐外溢驱动模式和空间发展格局。其中东西延续“东部发展带”和“西部生态带”的思路，南北则要有大突破，要构建起两大功能产业带，成为“四带”中最具空间发展潜力的区域。

  （作者系国家发改委低碳经济联盟城乡一体化专家委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