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因为有了波折就推迟乃至贻误了推进注册制改革的大事，那对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进程和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大业来说，可真是承受不起的重大损失。离开了改革，不要说市场治理没有了方向，再大幅度的反弹也谈不上“以稳促进”。
⊙黄湘源
李克强总理最近指出，“完成今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要以稳促进，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在笔者看来，股市治理也该这样“以稳促进”，既不能让不稳定的股市乱了推进注册制改革的方寸，更不能让股市的不稳定坏了抓改革稳经济促发展的大局。
在股市跌势甫止、治理成效初见之际，就急于谈推进注册制改革的事情，是不是会有点不合时宜呢？笔者并不这么认为。这一轮被压抑7年之后爆发的规模之大势头之猛不说空前也不无可能会是绝后的大牛市，本该是顺利推进注册制改革的绝佳市场环境和机遇。如果因为有了波折就推迟乃至贻误了推进注册制改革的大事，那对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进程和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大业来说，可真是承受不起的重大损失。
新股发行究竟该怎样跟注册制改革接轨和什么时候才与注册制改革接轨？如果ＩＰＯ在暂停了一阵子之后的重启也意味着又重新需要有个新的恢复和适应阶段，则注册制改革岂不即使在《证券法》完成修订之后一时之间也无法立即就启动起来么？如此一来，不也就从根本上违背了市场治理“以稳促进”的初衷了吗？
在市场目前的条件下，无可否认，通过各种适当而有力的行政干预把跌跌不休的股市先稳住，恢复股市人气，乃是当务之急。而在市场又重新开启一个新的上涨周期的时候，则无疑更需要再重新权衡利弊，适时推出那些以往已启动而未曾竟功的或在新形势下需要顺时应势加以创新的改革措施。说到底，市场治理的“以稳促进”，要义也正在于此。
中国经济转型，金融结构上也要转型。而加大直接融资的比重，关键则在于一个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加快建设和发展。就此而言，证监会目前在暂停新股发行的同时，并没有停止对申报新股的审核，这样做的目的，如果只是为了在终结暂停发行程序之后马上就可以重回恢复核准制条件下的新股发行老路，则未免有违“以稳促进”的初衷。《证券法》修改届时如果已有了眉目，笔者以为，不妨直接研究一下如何让新股的恢复发行对接注册制改革。这就是说，一方面目前发审委的新股审核应及时做好移交给交易所的准备，另一方面发行新股的企业也应多从企业转型出发，摒弃圈钱的心态。此前在核准制新股发行中屡见不鲜的一些过度炒作、不负责任的圈钱及编故事的行为，不应再发生在注册制改革后的新股发行之中。这在推进注册制改革的条件下，是必须特别加以注意的，也应该是可以做得到的。如是，则救市对于正在改革之中的IPO，无疑就有了不同凡响的新意。
市场人士之前将做空机制视为注册制的护法宝鼎，并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不过，从这一次“杠杆牛”演变为“杠杆熊”的教训来看，将做空者唯利是图的利益机制单纯看作市场经济最积极、最有力的辅助机制，不免有失偏颇。尽管注册制将信息披露真实、及时、准确的要求落实为信息披露者的责任，是完全正确的，也是市场化的注册制有别于非市场化的核准制或别的什么市场制度的分水岭，但是，这并不等于IPO一点也不需要审核，更不等于监管部门一点也不得过问IPO信息披露中的任何是是非非。美国的资本市场创造了做空者倒逼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失实失真失范现象的啄木鸟机制，但是，对于信息披露来说，啄木鸟机制也不是万无一失的保障机制。真正有威慑力的，还是以严刑峻法为坚强后盾的监管机制。这是为美国式的资本市场实践所反复证明了，并且，这也是中国资本市场改革所一再明确了的方向。不同的是，美国的监管主要并不是事前审核，而是事中事后的有效监管。这一次行情大波折提示我们，注册制条件下的监管，一方面必须尽可能积极主动地从过多注重事先审核转移到强化事中监管和事后监管上来，另一方面也不能对做空机制过于掉以轻心。对做空行为也需要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事求是，是什么问题就是什么，不能一概而论。做空机制所针对的如果是上市公司的失信行为，包括信息披露方面所暴露出来的失实失真失范，则不仅不应横加干涉、干预和干扰，反而应予积极鼓励和支持。反之，如果做空者若是为了一己之私而不顾事实，不无蓄意制造事端之故意和不惜损害市场整体利益而恶意做空，则必须依法给予严厉打击。
我们并不反对从市场的角度去分析和研究“加杠杆”和“去杠杆”的利弊，但从市场实情来看，真正应该研究和总结的教训，并不仅仅是杠杆之类市场工具的如何为我所用，而是在注册制取代核准制这样事关市场发展根本方向和市场基本机制问题上如果当断不断，则反受其乱。股指从3000点涨到5000多点的过程或许是启动注册制改革的一个绝佳的机会。
我们在低头看路的同时当然不能忘了仰望天空，不过，与其说那里才是我们未来的方向，不如说脚踏实地的注册制改革才是我们当前的方向。离开了改革，不要说市场治理没有了方向，再大幅度的反弹也谈不上“以稳促进”。（作者系资深市场观察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