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业安

  对我国这种转型加新兴的市场而言，以稳健为目标没有错，而试图借助行政力量来达成稳健目标就错了。创新无法堵，只能疏。这就迫切要求监管部门不断补充具备新知识和丰富市场经验的人才，以尽可能达成前瞻性的制度设计。

  监管模式的变革通常都比较迟缓，可说都是被市场牵着鼻子走的，很难有前瞻性设计。皆因某种监管模式的建立相应也就创设出一种利益关系网络，在位者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容易固化既定的利益格局，缺乏变革激励。因此，一种监管模式一旦形成，就会稳定很长时期。但无论监管模式如何僵化，架不住市场的运行规律。当在位者固守既定利益格局时，潜在竞争者便会通过创新来分得利益，创新之门一旦开启，就不在受既有监管的约束，此时，就会出现监管真空地带。监管当局要么打补丁来阻止或减缓创新，要么以变革来适应这种创新。通常前者出现的可能性更大。原因在于，一方面监管当局缺乏应对创新风险的相关知识和经验，出于风险规避的考虑，会阻止和减缓创新进程；另一方面，在位利益相关人的游说会放大监管当局对创新风险的认知，即便没有寻租和合谋，监管当局也可能会倾向于更稳健的做法。

  无奈创新基本上不会按照监管当局的意愿展开，而总是跟着市场的无形之手前行。这就注定了监管当局在与市场博弈的过程中，总处于被动境地。而好的监管者会充分认识这一点，会采取适应性策略，预判创新可能的方向和潜在的风险，并预设相应的监管制度，从而使监管尽可能适应市场创新的变化。而要做到预判，就需具备预判能力和相应的知识。假如这些条件不满足，就不能指望监管者推出前瞻性的制度设计。这一点在转型经济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转型经济中，过去主要依托传统银行业，监管者的相关知识和经验也都来自传统银行业务，当市场化大门开启，无论是市场参与者还是监管者都处于一个学习过程中，而市场参与者学得更快，对创新的追求更强烈。因为创新总是伴随着高风险高收益，对最大利益的渴求会激励参与者不断创新。相对来说，基于传统银行业经验和知识的监管者往往反应迟缓，因为传统银行业以资产安全性为最高准则，与业务创新的兼容度没有金融市场那么高。

  这就好比一个企业中财务部门和营销部门的区别。财务部门的重点在于控制风险，风险规避的激励更强，自然倾向于寻求比较中规中矩的行为规范。而营销部门直接接触市场，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总想出奇制胜，所以往往会求变求新。一个四平八稳的人很难做好营销，同样，一个善于冒险的人也很难在财务部门安静地呆着。对转型经济来说，金融市场在创新的脚步声中一点点拓展，而每一步拓展在带来盈利机会的同时，也带来巨大风险。如何控制这些风险，保证市场的有序性，就成为监管部门所面对的最大难题。当市场创新的步伐太快，监管部门完全跟不上时，风险规避的激励会促使监管部门采取保守策略，阻止或延缓创新步伐。只有等监管部门慢慢适应了创新步调，然后制定出一系列适应创新业务的制度，监管部门才可能重新让创新起航。这种情况下，创新和监管之间的博弈就使得市场化表现出一定的周期性，创新要求市场化进程加速，而监管的稳健要求又会减缓市场化进程。

  从长远看，监管部门对市场化进程的人为调节并非坏事。这至少能让市场化走得更稳健。因为在制度不配套时，创新带来的风险远大于收益，并成为收入再分配的重要机制，有点劫贫济富的味道。而稳健监管则可让创新在制度不断配套过程中逐步实现。但这样也会出现两个问题。首先，创新通常是市场的自发秩序，按亚当·斯密的说法，似乎有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资源流向有效的场所。但创新又是双刃剑，在市场不完善和制度不配套的情况下，创新很可能被市场中具有知识和信息优势的一方利用，用来创设信息租金，从而变成少数人的游戏。这个度很难把握。假如监管部门采取粗暴的行政干预，看似短期内能缓解创新的短期负面影响，但也很可能会扼杀创新。其次，市场的波动体现了市场的有效性。因为社会经济总存在各种不确定性，比如自然因素，社会风尚，企业意外事件，不可控的他国因素等等。这些不确定性导致市场总是处于波动中。并不是市场一成不变就好。所谓市场均衡只有在静止的状态下才能存在。事实上，在动态情况下，如果不限定其他条件，市场是不可能实现均衡的。奥地利学派有一点是对的，那就是把市场看成是一个过程。这个看法远胜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观。既然市场是一个过程，以稳健为目标的监管究竟是干预意外波动，还是干预正常波动，就成了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

  面对越来越复杂的市场，仅仅用传统银行业积累的经验和知识已越来越不够用，对我国这种转型加新兴的市场而言，以稳健为目标没有错，而试图借助行政力量来达成稳健目标就错了。创新无法堵，只能疏。这就迫切要求监管部门不断补充具备新知识和丰富市场经验的人才，以尽可能达成前瞻性的制度设计。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