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乔治·夏勒《最后的熊猫》

  ⊙禾 刀

  乔治·夏勒（George B. Schaller）曾被《时代周刊》评为世上最杰出的三位野生动物研究学者之一。1980年，夏勒以特聘专家身份参与了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与中国政府合作的“熊猫项目”。当年5月，他“第一次踏入大熊猫居住的森林”，成为自1939年以来第一个接触野生大熊猫的西方人。自那以后，夏勒在四川山区研究熊猫长达五年。

  专注于野外考察研究的夏勒，在实地调查研究中非大猩猩后，完成了《山地大猩猩：生态和行为》。且不论学术价值，该书出版后的最大改变在于，将山地大猩猩濒危困境第一次真切地推到了世人眼前。自那以后，在他的积极努力下，先后促成多个国家建立了五个野生动物保护区，其中就包括于1985年建立的中国羌塘自然保护区。

  在中国，夏勒除了研究大熊猫，还关注过“藏羚羊、西藏盘羊、岩羊、藏原羚、野牦牛、白唇鹿、野骆驼、藏野驴等有蹄类动物”，除了这本《最后的熊猫》，他还推出过《西藏生灵》、《好鼠兔：夏勒博士听鼠兔泽仁讲故事》等作品。几乎每部作品的推出，不仅在学术圈内引起强烈反响，时常还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如同山地大猩猩一样，一些濒危物种得到各界关注，大多采取了保护措施。

  作为长期在世界各地研究田野生物的学者，夏勒在《与兽同在：一位博物学家的野外考察手记》中曾由衷感慨，“自然保护是社会和政治问题，不是科学问题。然而，人们习惯上总希望生物学家去解决这些问题”。显而易见，科学家如能解决政治问题，那政治家又该做什么呢？事实上，夏勒不得不腾出大量精力扮演“教育者、外交人员、筹资者、政治家、人类学者……”，动物保护越是落后的地方，夏勒学术业务之外的工作量越大，更多时候则是力所难及。

  改革开放之初来到中国研究大熊猫的夏勒，其面对的除了上述共性问题外，还遇到了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认知困难。由于长期封闭，国人对外国人长期保持着警惕性，他的身边总会陪伴着中国人，而这些“善意”的陪伴者，对动物研究知识一窍不通，有的对夏勒的研究还很不耐烦。有人就曾对夏勒说，“熊猫关在笼子里比在森林里风吹雨打来得好；四面有墙，头上有个屋顶，吃得又好，没有敌人，无忧无虑，多么安全，多么快活。”在人员配备上，中国派出的工作者不乏从别的岗位上淘汰下来的干部，他们的主要工作是看看报，聊聊天，当然他们还有另一个重要任务，那就是作为领导发号施令。事实上，当地的那些工作者对夏勒也多有不解，在他们看来，作为科学家，不该坐在办公室里研究吗？夏勒的看法却截然相反，“田野生物学家最大的危险，不在遇见凶猛的野兽或崎岖的地形，而是受舒适生活的诱惑。”

  夏勒的研究凭借的是铁脚板，他对资料采集严格得近乎苛刻。他对野生动物的观察不是源自人类主观角度，而是动物的自然生存法则。在他看来，这种自然生存法则绝非简单意义上的“放虎归山”，而是人类对动物生存环境的免打扰，其前提是，确保动物应有的生存空间，这是它们最终得以自然繁衍、生生不息的前提。当年，夏勒的这些观点太具颠覆性，其阻力可想而知。

  夏勒来到熊猫栖息地之时，正是大熊猫遭受竹子开花面临灭绝的危急时刻。1984年，有一首《熊猫咪咪》的歌曲曾唱响大江南北，许多国人由此得知，因为竹子大面积开花，国宝大熊猫正遭受灭顶之灾。相较于天灾，夏勒认为，“有很多人和很多机构真心把熊猫的利益列为优先，他们的好意毋庸怀疑。如果熊猫能留在竹林里继续过它默默无闻的生活，不要应付外界的宣传，也不受宣传挑动的贪婪滋扰，或许现在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熊猫失去自由，竹子死亡也不会成为毫无必要的大举捕捉熊猫、成立收容站的借囗。”

  夏勒这样说，折射出他的诸多无奈。这其实也是中国长期封闭，野生动物研究与国际脱轨的真实写照。作为野生动物学家，他努力想把工作变得简单纯粹，以更多精力投入野外动物研究中。现实却是，他不得不与当地官员就援建资金等问题反复谈判，不得不努力用他的学术理念去影响中国工作人员，他很反感拿熊猫作为利益交换的筹码，包括那些用熊猫表演等一切他认为不利于熊猫保护的行为。

  在夏勒看来，大熊猫当年身处的危境，恰恰是人类过度远足自然、改造自然、贪婪透支自然的结果，致使熊猫生存环境日益湫隘。在此之前，我国正经历“人定胜天”的大自然改造盲动，伐木开荒积极分子成为劳动模范。更早时候，在“打虎英雄”式的激励下，老虎的动物形象被高度扭曲，成为人们矢志消灭的敌人。夏勒的动物保护理念与所面临的现实显然格格不入。

  试想，如果动物可无忧无虑地生存，它们首要问题同样应是减少被天敌攻击的风险，无论人类还是动物，不可能在恐惧中怡然自得。大量事实表明，人类对野生动物的危害，不仅表现在于“直面交锋”，还包括对大气、水源、土壤等整个生态系统潜移默化的影响。很多人可能对近年来各地的快速发展导致雾霾现象已习以为常。那不妨读读夏勒当年的记录：“成都现在是一个四面发展、饱受污染的城市，笼罩在永远灰沉沉的天空下，当地人说，现在狗看见太阳，都会吃惊的狂吠。”直到近年，我们才对雾霾现象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

  虽然只有短短五年，但夏勒对大熊猫的保护功效卓著，尤其他给中国同事带来的动物保护理念。在夏勒首次来到大熊猫栖息地后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有调查显示，“全国野生大熊猫种群数量增加到了1864只。”从“1983年至2013年，全国共抢救病饿大熊猫324只，救治成活238只，经治疗康复后放回野外136只，其余不适宜放归的统一收容饲养”——大熊猫保护正朝着夏勒当年的设想稳步推进，更主要的是，夏勒的那些理念已为人们所普遍接受。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情况都乐观。国家林业局的一份报告就曾指出，“目前全国大熊猫栖息地内存在的大型干扰水电站一共是319个，道路总里程1339公里，高压线电路268.7公里，人类活动进一步加剧了栖息地破碎化程度，一共形成了33个板块，无形中就形成了33个种群，这样对大熊猫的发展、生存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一方面，大熊猫保护需要安静、完整、免受干扰和恐惧的生存环境，另一方面，人类并未放慢对大自然的索取脚步。确实，保护大熊猫栖息环境的任务依然严峻，时刻不能松懈。

  三十多年来，大熊猫数量得到明显提升，我们现在可毫不避讳地正视、讨论大熊猫生存的负面清单。虽然夏勒当年遇到学术研究之外的诸多困惑并未完全消除，但越来越多的中国专家正以研究大熊猫为毕生学术已任，按国际学术惯例，努力推动熊猫乃至更多野生动物的保护，比如有着“熊猫教父”之称的胡锦矗教授，他也是《最后的熊猫》的审校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