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亨利·基辛格新著《世界秩序》

 ⊙康欣

  关于未来世界秩序的高谈阔论，在今年上半年随着当今国际关系学界与政界中最有影响力的几位大牌学者加入而逐渐热闹起来。其中一个核心议题，就是我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莹所说的中国成长与秩序之争。美国方面先是乔治 · 华盛顿大学教授、资深中国通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抛出了“中国崩溃论”，约瑟夫·奈又提出了“美国世纪没有终结”论。而美国前国务卿、已92岁高龄的亨利·基辛格近日出版他的第14部论著《世界秩序》，将这种讨论引向了更深层的关于中美国际秩序观之争。《世界秩序》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当今世界国际冲突的本质实际上是基于不同历史文化的世界秩序观之争。基辛格在美国政界与学界中的声望，使得他的这部新著一经出版旋即引起中国学者的高度关注。据此，中国学者提出了中美关系核心问题是否已转为国际秩序之争的疑问。

  显然，对于可能主导未来世界秩序的大国关系而言，中美关系无疑是当今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在南海、TPP与AIIB、人权问题上存在的分歧已成中美协调中的严重障碍，不少专家甚至认为中美关系当前已到达了临界点。可见，双方的任何战略误判都可能将未来世界拖入安全困境。那么，作为国际战略大师以及国际政治学者的基辛格，对未来中国、美国，以及两者双边关系有哪些高瞻远瞩的战略预判呢？

  在《世界秩序》中，基辛格老人对中国以及中美关系有三个判断：第一，中国未来在核心利益上会更加坚定。他认为，“中国的领导人不希望对外冒险，所以他们可能会比过去领导人更加坚定地抵抗他们眼中对中国核心利益的侵犯。”第二，“中国希望国际秩序有所发展，并且作为中心角色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甚至是修改一些普遍的规则，并且早晚会采取行动。” 第三，中国外交将越来越倾向于使用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这三个判断显示了基辛格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以及对中国外交政策变化的高度敏感。

  一方面，在《世界秩序》中，基辛格认为中国传统国际体系观的“天下”观，其特点是“自成体系”。“在欧亚大陆上与欧洲遥遥相对的另一端，中国位居自己建立的等级分明、理论上具有普适性的秩序中心。这一体系已经运行千年。”历史上的中国按照等级尊卑的原则形成“朝贡体系”维持着强弱国家之间的依附关系。强国通过经济文化吸引力而非武力征服维持体系，以达到“天下大同”的目标。这实际上暗示中国的国际秩序观中具有“非进攻性”的特点。

  另一方面，自本届政府执政以来，中国外交在战略思维上更加强调“主动筹划”。“一带一路”战略的谋篇布局、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筹建以及金砖国家银行的成立可以视为这种积极变化的结果。与此同时，亚洲国家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客观上也改变了国际经济结构，因而催生了中国对包括IMF在内的金融中介机构的政策调整需求。这些举措均表明中国更加清晰的地位信号的释放，同时也显示了中国外交日趋主动的趋势，预示着中国外交在维护核心利益中不惜一切代价的决心。

  与新中国打了四十多年交道的基辛格精准捕捉到传统历史文化和现实需求对中国外交的影响。他认为目前中国需要厘清的是“在新的世界中如何自处，特别是如何处理与美国之间的关系”。

  而美国世界秩序观与中国的国际秩序观大相径庭。其内核是美国所持的“普世价值观”。它基于两个假定：一是其他民族对政治生活不满需要被救赎；二是救赎的结果是遵循美国而非其他国家的价值观。基辛格用这个解释框架将美国外交政策的推进都描述为将美国的世界秩序观普世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两个方面，首先，建立一整套符合美国民主自由价值的国际机制，其次，必要时发动战争，将美国认为“不够自由民主”的其他民族纳入美国的世界秩序蓝图。事实上，自美国霸权确立以来，尽管美国在输出价值观时遭到“被解放”民族的强烈抵抗，屡受挫折，但美国的政治家们只是将政策目标的妥协仅视为阶段性挫折，从不质疑将美国秩序观普世化的正当性。

  因而，在基辛格看来，中美两国在一系列具体问题上的分歧，包括两国关于国权与人权孰轻孰重的纷争、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给中国的针锋相对的心理暗示以及中美双方对新型大国关系内涵的不同理解，追根溯源，这都是中美两国在世界秩序观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在美国试图管控世界秩序时出现了能力与愿景之间的差距时尤为突出。试看当今国际局势，伊核危机的悬而未决，中东局势的复杂多变，欧洲金融的持续动荡，加之金砖国家的抱团取暖，种种迹象均对美国治理世界的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

  那么，身处秩序之巅的美国，该如何面对一个更加坚定地维护核心利益的中国？基辛格认为，观念和思维方式上的差异使得中美很难在短期内弥合分歧，因此当中美两国遭遇具体问题的合作困境时，当务之急是确保双方规避军事对抗的最低目标，避免陷入类似一战前欧洲那种安全困境的状态。这个目标的达成，需要两个条件：一是美国政治家用开放性的思维去包容中美两国关于世界秩序的差异。在《世界秩序》中，基辛格反复提醒当代政治家，只有怀揣着对世界秩序的信仰，才能更好地从战略角度从容应对国际政治的现实。秩序的形成需要超越现实主义的权力算计。“不考虑道德因素的权力算计会将每一次分歧变成实力的较量，这种做法不能长久。”这显示了基辛格对中美关系主张中的善意。二是在战略实施上，基辛格站在美国的立场上建议美国借助亚洲盟友的力量防止亚洲出现一个霸权性的国家，以更大限度地维持亚洲的均势与和平。

  需要指出的是，基辛格认为中国更加重视核心利益的重要原因是外交配合中国国内政治改革的需要，这在一定程度上误读了中国外交维护核心利益的动因。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强者信奉秩序，弱者渴望自由。国际政治的历史经验清晰显示了一个易懂的道理：越是弱势的国家，其保护自身国际秩序观的能力越差。这些国家并非对他者秩序观的接受度高，而是历史上被侵入的太多而无力抵抗，因而在外交政策上容易形成本能的戒备心理，使其更趋向传统思维。在这样的倾向下，如果作为强者不尊重弱者关于世界秩序的主张，那么秩序本身可能自身难保，沦为强国的权术粉饰。

  基辛格已经注意到中国外交中越来越倾向于使用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那么，这种回归更多是中国对美国强势推进其价值观的自卫，还是中国作为新兴国家对美国主导秩序的挑战？恐怕前者更能反映中国当下的处境。近年来，中美之间在试图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虽然两者都希望不冲突、不对抗，但在如何才是相互尊重，怎样实现合作共赢上仍存分歧。其中关键之处，就是中国期望美国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这在中国看来已是保护自身安全底线的最低要求。基辛格预判中国未来在核心利益上会更加坚定，恰恰是这一判断的佐证。

  作为20世纪中美关系正常化重要的参与者，基辛格老人最具资格论及中美关系的历史面向及其未来趋势的，对此，我们也早在《大外交》、《论中国》等论著中看到了。这本《世界秩序》一如既往显示了老人开阔的视野和对于秩序的情怀。书中不仅有对中美关系的真知灼见，还选择欧洲秩序、伊斯兰世界秩序、亚洲秩序和美国秩序为分析对象，描述基于不同历史文化根源的国际秩序形态，将秩序的缘起及其演化逐级推进，告诉我们关于世界秩序的梦想与现实，促使我们深入思考世界秩序从何而来，身至何处，走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