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禾 刀

  与历史相比，我们今天的生活是更加暴力了还是更为和平了？

  对这一世界性和历史性话题，众说纷纭，著名实验心理学家、认知科学家和科普作家、哈佛大学心理系教授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在关于人性与文明的通史巨著《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为什么会减少》中开宗明义地提出，“我们这个时代的残酷和暴力更少，更加和平”。平克这部百科全书式的著述整合了历史学、人类学、社会生物学、演化心理学、法律制度、经济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等多个学科，融合了日常统计数据和社会科学定量研究方法，提供了大量数据，绘制了各类图表，勾勒出人类历史中暴力逐步减少的发展路线图，打破那种认为二十世纪充满了战争与毁灭的错觉，并为暴力的在漫长历史中的总体下降趋势寻找诸原因。书名来源于阿伯拉罕·林肯在第一任总统就职演讲时曾用“善良天使”形容人性中会促进合作和和平的部分，在平克看来，这正是暴力减少的重要内动力之一。而人们的错觉其实是由于心理因素引起的：为未来占卜凶兆的人总是能博得更多眼球，我们总是现实地看待现在，并将已经无关利害的过去浪漫化。

  暴力越来越不像“暴力”

  所谓暴力，就是“旨在造成损坏或伤害的实际行为”。平克关注的暴力主要是对待知觉生物的暴力行为，即谋杀、袭击、强暴、抢劫和绑架，施暴者包括个人、群体和组织。组织暴力涵盖了战争、种族灭绝、刑罚与死刑以及人为造成的饥荒。

  据平克的研究，人类有史以来有六个暴力减少趋势。一是大约5000年前，人类从无政府状态开始向第一个具有城市和政府的农耕文明过渡，暴力死亡下降到原来的五分之一；二是从中世纪晚期到20世纪，欧洲国家的凶杀率下降了90%至98%；三是17和18世纪的“理性时代”和“欧洲启蒙运动”，第一次出现了有组织的社会运动，从而推动了废除那些已被社会接受的暴力形式，系统地形成了和平主义的第一个高潮；四是“二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间，超级大国和发达国家之间停止了彼此之间的战争；五是自1989年冷战结束后，各种武力冲突在世界范围内一直在下降；六是从50年代后期至今，随着接连不断的运动，民权、女权、儿童权利、同性恋者权利和动物权利等人权概念不断延伸。

  在许多人的脑海里，20世纪堪称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世纪——相隔仅二十年的两次世界大战，令全球7000万人死亡。不过，据平克的追溯，“部落间战事的死亡率比20世纪的战争和大屠杀要高出9倍”。如果以1945年的人口总数为基数换算，历史上死亡最多的战争要数发生在8世纪的安史之战，死亡人数为4.29亿。其次是13世纪的蒙古人征服，死亡2.78亿人。死亡率超过两次世界大战的，还有中东奴隶贸易、明朝灭亡、罗马衰亡、帖木儿征服中亚、屠杀北美印第安人、大西洋奴隶贸易等。人们之所以对20世纪最为刻骨铭心，既因“二战”离今天最近，也因20世纪的战争死亡绝对人数较多，同时鲜有人会以平克这样的方式换算来做对比。

  在行为表现上，暴力的“烈度”也呈递减之势。从国家角度看，合法的暴力现象虽然至今依在，但作为国家合法暴力的战争，像历史上那样大量杀俘虐俘现象已大为减少。另一国家合法的暴力刑罚，历史上的诸多酷刑已被许多国家禁止，死刑也被不少国家取缔。与此同时，人类对暴力现象的关注，正在向动物方向转移，虽然宰杀动物以满足人类生存需求依然合乎道德，但许多国家无法接受18世纪法国人的屠猫惨相。去年2月，法国一名24岁男子因多次发布虐猫视频，还被法院判处一年监禁。

  暴力下降的“神经中枢”

  既然平克认为暴力呈下降趋势，问题自然而来：暴力因何而来，又因何下降，促使暴力下降的“神经中枢”又会是什么？

  暴力产生成因复杂，平克通过梳理比较得出有“五个心魔”滋生暴力：捕食或工具性暴力、支配欲、复仇心、虐待狂和意识形态。不难看出，在“五个心魔”中，前四个偏向个体，意识形态则主要表现在集体。到底是个体还是集体的暴力危害程度更大，很难单纯地下结论，但可以肯定的是，人性深处隐藏的善与恶，极可能是左右暴力的源头之一。至于这种善与恶最终走向，往往又取决于现实环境的影响与制约。平克认为，当善的力量占据上风，哪怕只是超出一点点，也极可能对恶起到有效的遏制作用。

  不过，平克的这一说法，对“公地悲剧”现象似乎缺乏足够说服力。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有这样的现象，当一些伤害现象正在发生时，许多路过者和旁观者心底并非没有善念，但出于“少管闲事”的避害心理，并没有阻止暴力行为的发生。从这一层面看，善与恶对峙的结果，不仅仅取决于心底的善念的多寡，还有赖于最终反映出来的行为，要不怎么会有“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

  实际上，在暴力泛滥的年代里，大多数人不以为然甚至不乏推波助澜者，鲁迅笔下就曾有“人血馒头”的故事。直到今天，崇尚暴力的现象依然常见于我们的文学和影视作品中。稍稍值得庆幸的是，在人类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总有一些善念如星星之火最终燎原。平克将人类心底善念的“星星之火”归结为“四位善良天使”，即移情，特别是同情意义上的移情；对利弊预判后形成的自制；千百年来形成的道德感；超脱有限视角的理性。这倒不是说“人之初性本善”，人类得以走上善念逐渐发扬光大的光明大道，关键在于“五种历史力量”的作用，垄断暴力现象的国家的出现，商业的逐步繁荣，女性化现象的加强，世界主义的力量，理性的滚梯。

  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平克所总结的这“五种历史力量”兴许还可发现，这些力量总体上又呈现出这样的趋势，即个体力量逐渐纳入机制，私权特别是处于传统权利低谷的群体地位得到提升。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就已提出，全球化正在冲破重重障碍，让世界变得更“平”。某种意义上，暴力现象的递减，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人类各种权利变“平”的趋势。比如黑人、妇女、儿童、少数族裔等权利地位的提升，大大中和了滋生暴力的土壤。当然，这种“平权”现象与原始社会的“平均主义”有着明显的区别，前者体现在权利平等，既包括话语权、建议权和分享权，后者仅偏重于机械式的利益分享。

  最终能否化解暴力，关键在于理性，所以平克的结论是：理性是人类得以进一步抑制暴力的最大希望。这也是全书的核心观念。笔者想补充的是，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尽管有启蒙运动和人道主义等因素推动了文明的进程，尽管人性“骨子里”并不乏善良的种子，但暴力的减少并非因纯粹的道德力量提升，而是体现在各阶层权利地位日趋平等。我们也许可以说，均衡种种权利的努力实际就是在减少暴力。

  未来暴力的诱因

  作为一部专注于研究暴力现象的著作，对未来暴力现象的探究，自然是无法绕开的话题。

  平克在分析“二战”结束后的“长期和平”趋势时认为，超级大国和发达国家间自1945年以来没有发生过战争。这一预设前提显然刻意排除了美朝、美越、美伊、美阿、英阿马岛等战争。与1945年前诸多战争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法西斯政权信心满满地认为短期内将赢得战争。“二战”后诸次战争中虽然也有力量上的压倒性优势，但美国并未在这些战争中令对方彻底屈服。滑稽的是，同历史上每次战争的托词如出一辙，战争双方均坚持认为自己的正义并坚信将赢得战争。

  平克并不认为“冷战”时代的所谓力量均衡就是和平的福音，这也是他将1989年后归结为“新和平”的重要原因所在。对此，我们有必要注意的是，相较于平克将历史趋势以千年或数百年为尺度为“样本”，1989年至今不过26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间，现在就下结论，未免为时过早。

  平克用数据方式分析了暴力减少的历史趋势，但历史只能表明过去。事实上，随着“冷战”的终结，超级大国间的核威慑表面上不复存在，但是核扩散风险依然如故。一些小国、弱国图谋“核国家”地位，并以此作为抗衡大国的“杀手锏”。平克乐观地认为，核发展并不足以构成暴力回潮的因素，因为历史上曾只有一个核大国，但核武器真正投入战争仅有一次。只是千万不能忘了，1945年迄今，除了“冷战”，有核国家对无核国家的恫吓却是实实在在出现过不止一次。只要核武器依然存在，我们有什么理由将核暴力诱因清零呢？

  除了不断发展的高科技武器，恐怖行为可能是人们最为关注的暴力因素。平克认为，恐怖手段没有一次真正达到目的。但至少从目前来看，这一结论并未倒逼恐怖主义停止恐怖行动。还有，平克认为，商业的发展是导致暴力下降的“五种历史力量”之一。商业确实为社会带来了繁荣也带来了和平，但如果管理不善，同样可以成为暴力的种子，此类例子也可以举出很多。

  我们当然不必对未来过于悲观，但必须对暴力的蛛丝马迹倍加警惕，不能有稍有松懈。因为，理性的扩展，需要政府治理、市场经济、理性启蒙、女性主义等力量的共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