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龚柏华
■上海自贸试验区在接下来的改革试验中，还需要主导承担应对TPP影响的国家战略试验区任务。如尝试建立各种所有制企业公平竞争的环境，以适应TPP对国有企业从事国际贸易和投资的“竞争中立”新规则要求。
■中国应对TPP影响可以是多渠道的。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在规则制度上主动与TPP缩小差距，那么无论将来中国是否成为TPP成员，中国都可坦然面对新的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TPP所谓的消极影响，只要中国政府处置得当，反而可以成为推动深化改革的积极影响。
经过多年的艰难谈判，以美国为首的12个谈判国终于在2015年10月5日达成《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文本（英文简称TPP）。TPP旨在形成一种区域性的高标准贸易和投资规则，逐步影响和推向区域之外，最终形成全球性的高标准贸易和投资规则，从而实际上取代受到困扰的世界贸易组织（WTO）为代表的现有多边贸易体制。TPP会对中国乃至世界带来什么影响？学界评论莫衷一是。笔者认为，一方面，我们不能掉以轻心；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危言耸听、夸大其词。
其实，中国政府已经较早地开始对TPP进行研究评估，其间也有不少评估报告估算TPP达成对中国的影响。TPP对中国的影响不仅仅是贸易和投资层面的。TPP内容涉及货物贸易、纺织品和服装、原产地规则、海关、动植物检验与检疫、技术标准、贸易救济、投资、跨境服务贸易、金融、临时商业出入境、电讯、电子商务、政府采购、竞争政策、国有企业、知识产权、劳工、环境、合作与能力建设、竞争力和商业便利化、发展、中小企业、管理部门合作、透明度和反腐败、争端解决等方面。因此，TPP将涉及一国“关境之后”的国内措施，即一些传统上被认为是主权内政的领域。为此，成员国不得不在TPP协定要求下，修改其国内规制。而这些，正是中国政府所纠结的。一方面从长远角度来看，这些要求符合中国深化改革按市场经济运作的理念，但另一方面从短期现实来看，这些变革要求对中国难以承受或不知是否可承受。
以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为代表的中国自贸试验区的设立，其功能之一就是为应对TPP做压力测试。以上海自贸试验区为例，自其成立来的两周年中，已经在多方面尝试与TPP接轨的改革措施。
1、 尝试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模式为代表的新的投资规则
在国际贸易和投资协定谈判中，按“正面清单”模式还是按“负面清单”模式谈判，直接关系到市场准入和市场开放的程度。就承担义务的水平而言，负面清单高于正面清单。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模式已经成为国际投资规则发展的新趋势。TPP也采取了这种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的高标准投资规则。
上海自贸试验区引领扩大开放倒逼深化改革，其抓手就是从外资市场准入的特殊管理措施即俗称的“负面清单”开始的。上海自贸试验区从2013年创设“负面清单”、到2014年完善“负面清单”、再到2015年共享“负面清单”，既为中外资提供了“国际化、市场化和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又为各级政府构思了“简政放权”的职能转变的大思路。尽管上海自贸试验区的“负面清单”是中国国内地方政府的规范性文件，本身不产生国家间双边条约的约束力，可以自行调整其内容，包括增减负面清单中的内容，但是，考虑到上海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的背景目的，上海自贸试验区在实践中要“高仿”TPP的“负面清单”的模式和理念，这样才能产生应对TPP冲击的效果，为国家战略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2、 尝试服务业的进一步扩大开放
TPP是一个开放程度非常高的协定，其中服务贸易高水准开放是其要义所在。
上海自贸试验区设立初衷主要也是进行服务业开放的压力测试。上海自贸试验区已经主动在金融服务、航运服务、商贸服务、专业服务、文化服务以及社会服务六大领域进行了扩大开放的尝试，暂停或取消了投资者资质要求、股比限制、经营范围限制等准入限制措施（银行业机构、信息通信服务除外）。2014年6月28日，国务院批准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措施》，其中31条措施涉及服务业领域。当然，上海自贸试验区在服务业开放的实践中也遇到了种种体制性的障碍。发现问题也是一种试验成功，这可为解决问题提供思路，从而最终为应对TPP对服务业开放带来的冲击，提供压力测试经验。
3、 尝试以外资收益自由汇出为代表的资本项目改革
TPP文本中规定了外资投资收益外汇转移要求，规定外汇转移应该以可自由使用的货币按照转移时的市场汇率毫不迟延地转移。为公共利益，缔约方可以在必要时对转移进行限制。
外商投资收益自由转移是与外汇管理、资本项目自由兑换紧密相关的问题。上海自贸试验区在外汇管理制度方面已经做了一系列改革，主要体现在2014年2月28日《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市分局关于印发支持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建设外汇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如外商投资资本金从支付结汇制改为意愿结汇制。
上海自贸试验区肩负着金融改革试验的重任。为应对TPP的冲击，需要继续在人民币跨境使用、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利率市场化和外汇管理等领域作可控的改革。
4、 尝试投资争端解决新模式
TPP设计了一套比较完备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如果发生相关的投资争端，争端相关方应该先通过磋商和谈判解决争端，这包括利用无约束力的第三方程序，如斡旋、调解和调停。TPP国家当事方与投资方之间的投资争端的解决方法主要是仲裁，协定详细规定了提交仲裁的事由，同意仲裁的表示，各方同意的前提和限制，仲裁员的选择，仲裁的进行，仲裁程序的透明，适用法律，案件合并，仲裁裁决和文书送达等内容。
中国目前已经成为第二大外国直接投资的接受国、第六大外国直接投资的出口国，中国在投资问题上的双重身份凸显，中国不得不慎重考虑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平衡这种制度带来的利弊。
上海自贸试验区在争端解决方面已经做了一些改革尝试，如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国际仲裁中心）在2014年5月1日推行施行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仲裁规则》，在国际商事仲裁方面已经开始了一些改革尝试。上海自贸试验区是否可以进一步尝试政府与投资者的争端仲裁解决？2015年8月25日，商务部公布了《关于支持自由贸易试验区创新发展的意见》，其中第22条明确“指导自贸试验区建立健全外商投资投诉受理机构，创新涉及政府行为的投资纠纷解决机制，不断提高外国投资者在华投资保护水平。”其中“创新涉及政府行为的投资纠纷机制”，可以理解包括投资者与东道国（地方政府）的投资纠纷仲裁机制。
上海自贸试验区在接下来的改革试验中，除继续争取给企业提供更多的商机、完善营商环境外，还需要主导承担应对TPP影响的国家战略试验区任务。如尝试建立各种所有制企业公平竞争的环境，以适应TPP对国有企业从事国际贸易和投资的“竞争中立”新规则要求。
总之，中国应对TPP影响可以是多渠道的。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在规则制度上主动与TPP缩小差距，那么无论将来中国是否成为TPP成员，中国都可坦然面对新的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
TPP所谓的消极影响，只要中国政府处置得当，反而可以成为推动深化改革的积极影响。
（作者系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业务总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