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不确定的荣耀》

  ⊙胡艳丽

  印度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国家重新认识，这头醒来的东方大象，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成为继中国之后又一个崛起的东方大国，世界工商业巨头争夺的主战场。那里潜藏着巨大的经济潜能，蕴含着改变世界的机遇，但同时也危机四伏，矛盾重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及经济学者让·德雷兹用“不确定的荣耀”来形容印度再合适不过。

  属于印度的荣耀

  是什么力量让背负着巨大历史负担、人口负担的印度重新焕发活力？印度如何能以中国三分之一的国土面积，养活超10亿人口？在呼唤平等自由的时代，印度的种姓制度、主仆制度将如何消解？在新旧文化的冲突交融中，在经济的复苏和人性的觉醒中，印度究竟发生了什么？

  印度同中国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底蕴，在历史上也经历多次外族入侵，形成了多民族、多宗教、多语种、多种习惯并行的社会形态。特别在被英国殖民统治后，印度经济陷入了长期停滞甚至是倒退之中，贫困成了标签。1943年的一次大饥荒就造成了两三百万人死亡。就在世界以为印度这头东方大象已垂垂老矣，无法焕发生机时，印度不仅挣脱了殖民枷锁，走上了民主道路，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在独立后的最初几十年里，印度经济增速为年均3.5%，尽管缓慢，但对于一个百废待兴的庞大国度，仍是了不起的成就。在20世纪90年代，印度GDP年均增速约为6%，而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达到了7%，在2005年至2008年间更达到了9%。近年来，就在西方国家为经济止跌额手相庆时，印度却在因经济增速回落到5%至6%而忧虑。而实质上，印度仍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

  笔者以为，印度的苏醒是由民间渐渐觉醒的丰沛活力渐次向上，推动着整个社会经济、政治、教育,社会各层面发生变革。当“拜金”不再成为罪恶，当“自由”成为人们追逐的目标，当低种姓人逐渐开始接受教育，有机会打破门第限制向上层流动，来自民间的力量便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源头活水。各项对外政策的放开，各项贸易壁垒的逐渐瓦解以及海外人员带来的新思想，开启了印度崭新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多的印度人开始由农业思维向工业思维转变，这些变化正一点一点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神奇的化学反应。当然，这种向好的转变是相对于蒙昧的过去而言的，它仍存在诸多问题，比如曾根深蒂固的种姓、性别偏见，既得利益团体对变革的竭力阻碍，下层民众生活的极端贫困，公共政策选择性盲视，不自觉地向社会上层人员倾斜等。

  “一半是加州，一半是撒哈拉以南非洲”

  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先于印度经历了高速发展，但在高增长的荣耀之下却累积了大量的社会问题，比如贫富差距、食品安全、环境污染、医疗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等。印度也面临着相同的问题，甚至是中国各种社会问题的放大版。依据两位作者的深度剖析，国民生产总值绝对数的荣耀与相对数的卑微、在民主政体下那些被忽视的处于贫困线以下的庞大人群，以及在教育、医疗、卫生、交通等公共服务领域显失公平的公共政策，不健全的政府治理，缺失的行政问责机制，这些都是印度“不确定的荣耀”的来源。“在一个精英化的专业教育取得如此重大高科技成就的国度里，四分之一的人口仍然不识字，这无疑是持续的丑闻。一个民主国家不可能一半是加州，一半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然而印度的现状正是如此。

  2012年7月的最后一天，半个印度停电，6亿人无法用电，舆论在指责国家电力系统失职低效时，却忽略了一个更严重且长期存在的事实，在这6亿人中有三分之一从来就没有用过电！对这些没有公共话语权、长期被压抑的人群的忽视，是造成社会发展畸形的主要因素之一。在精英人群全面掌控社会上层建筑的现实语境下，各项公共政策将不自觉地向这些人群倾斜，执政者选择性忽视一部分人群，令低种姓人群成为游走于社会边缘的隐形人，而既得利益者，又继续享受着政府的各种不当补贴。

  低种姓人群的不幸，由历史和现实社会共同造就，如果没有强大的社会力量和个人自觉来予以纠偏，这种不幸就会代际循环，成为遗传基因。印度人曾经就是在这样一代对一代的限制、压抑、折磨中，耗光了文明古国曾经的辉煌。历史不应在文明时代再次被重演。

  严重的社会不公是造成各种社会矛盾的根源。印度社会发展的畸形，短期内造成的结果是制度决策者误以为印度生活已然达到中等发展国家水平，就如同“皇帝的新装”。事实上，即使用社会发展平均值来计算，印度实际发展水平也仅优于世界上最贫困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甚至在某些指标上还落后这些地区，比如儿童营养、儿童免疫接种率、人口识字率等。而从长期来看，社会发展的不均衡、稀缺的公平，将侵蚀印度长远发展的潜力。

  形成有益创新发展的社会环境比经济总量更重要

  造成印度今天社会发展不均衡的原因尽管极其复杂，但并不是无破局之方。印度的泰米尔纳德邦，过去的贫困、不平等相当惊人，但就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个邦悄然发生了变化。原低种姓的群体为争取自己的权益不懈努力，精英统治阶层也在公众压力下开展了一系列社会改革，比如普及小学营养午餐，加大公共基础设施投入力度，让学校、卫生保健中心、供水、供电等设施可无歧视性惠及邦内所有人群。看上去并不复杂的举措却在社会上迅速起效，各项社会发展指标均取得了长足进步。这并非孤例，喀拉拉邦、喜马偕尔邦也都取得了类似的发展成就。这并没有奇妙方法，原因不外几点：一是原来低种姓被歧视的群体，拥有了平等享有社会发展成果的权利；二是他们在公共生活和民主机构中担当了更多的角色，拥有的发言权和贡献空间；三是行政机构的运行卓有成效，制订了有效的社会激励政策，纠偏了社会发展中的不平等。

  这些社会改革的起点均在于教育。在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建立覆盖所有适龄儿童的教育体系，提高少年儿童的识字率，远比致力于用优势资源培养少量精英儿童，对社会产生的积极影响更为深远。

  为入学儿童提供免费午餐，确实是一项能收到立竿见影效果的激励政策，可以提高儿童入学率，并能极大地避免孩子中途辍学。与此同时，这一举措还带来了另一好处，就是让孩子们获得了相对均衡的营养，拥有了比从前健康的体魄。这些孩子就如同社会储备的财富之源，在十年、二十年之后，他们将是推动社会变革、创造社会财富的中坚力量。由此，笔者不禁想到中国贫困山区的孩子，他们理应得到更多的帮扶，而由此也将改变很多人的命运、甚至是贫困山区的未来。

  除了教育，在公共卫生方面，政府同样可以用较少的投入换得更多社会产出。比如加大免费疫苗的投放力度，建立更多公共卫生间，以此降低社会疾病率，减少社会整体医疗开支，减少因疾病而衍生的系列社会问题。这些看似微末的功夫，恰是一个国家能持续发展的基础保证。可以预言的是，在印度由上层精英阶层推动的社会进步，在经历几十年快速发展后必然进入瓶颈期，后续的持续增长将依靠原来一直被忽视的庞大边缘群体。这个数以亿计的群体，只要给他们公平公正的机会，同样拥有能推进社会持续进步的智慧和力量。

  绝对增长、做大做强并不是“强国”的真正目的，而在富强的基座上建立起良好的社会制度、形成相对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搭建起有效的公共服务框架，形成有益于创新发展，宜居宜业的社会环境，比拥有绝对大的经济总量更为重要。印度未来的机会，就在于扫除偏见，肃清历史流弊，构建更加公平、民主的社会环境之中。印度如此，中国亦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