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新生

  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这标志着我国人口生育政策发生重大改变，也标志着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将发生根本性变化。

  众所周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投资不仅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投资带动出口和消费。然而，近些年来，投资所带来的负面作用越来越明显，生产过剩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政府投资所造成的效率低下有目共睹，而资本市场的过度投资给经济所带来的金融风险不容小觑。正因为如此，政府一方面采取措施引导投资，另一方面积极探索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道路。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通过人口的增长带动消费的增长，通过人口增长来化解人口老龄化难题，使我国再度成为充满朝气的、年轻的国家。

  对于这样的政策调整，学术界普遍持欢迎态度。因为劳动力始终是生产力诸要素中起决定性的要素，如果没有足够的劳动力，提高生产力也就无从谈起。改变人口结构，增加的劳动力，不仅可以重新形成人口红利，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增加消费人口，积累消费人口红利，拉动经济增长。

  但也有少数学者认为，非洲人口增长规模全球第一，非洲许多国家都是年轻化国家，可非洲国家并没有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因此，试图依靠增加人口来拉动中国经济的增长，有可能会是缘木求鱼。如出生率大幅提高，而劳动效率没有显著增加，社会保障支出迅速扩大，那么，中国很可能会由于人口增长而重新陷入贫困，因此，他们认为在改变人口生育政策的同时，也该看到人口生育计划改变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未雨绸缪，防止陷入中等发达国家陷阱。

  笔者认为，改变人口政策是当务之急。首先，在生产力发展中，劳动力始终是最活跃的要素，如果没有劳动力，那么，生产力的发展也就无从谈起。当然，如果只有人口绝对数量的增加，而没有劳动力的增加，那么，人口的增长可能会给国家带来负面影响。不过，劳动力始终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劳动力和年龄有关，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劳动力与年龄之间的关系也在变。在科学技术进步条件下，劳动形态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互联网时代，许多未成年人可通过互联网络获取知识，并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财富。从这个角度说，不能把劳动力理解为简单劳动，过去未成年人无法做到的事，在互联网络时代完全可以实现。因此，改变我国的人口政策，从短期来看可能会增加未成年人数量，有可能会导致国家公共福利开支增加，但是从长期来看，由于为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储备了大量的人才，因此，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有了坚实基础。

  其次，从刺激消费角度来看，未成年人虽然不具备劳动能力，但他们具有强劲的消费能力。正是由于未成年人的消费，带动我国经济增长特别是互联网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家庭结构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家庭结构有所不同，是一种紧密型的家庭结构，家庭中成年人创造财富，以满足未成年人的需要；而未成年人的消费成了家庭成年人创造财富的不竭动力。

  部分学者经过调查统计分析发现，那些拥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收入与那些不拥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收入相比并没有显著减少，相反，一些拥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收入还会相对增多。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拥有未成年人的家庭可能具有更大的创造财富的动力，为了让未成年子女过上幸福的生活，家庭成年人通常愿意付出更多辛劳。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使然，也是中国当代社会家庭内部的分工和财富分配结构的特点。

  再次，短时间内未成年人增加，有可能会使公共开支大增，尤其地方政府社会福利保障支出大增。但是，从科学技术发展角度看，政府用于教育、医疗和住房等方面的开支不是“沉没成本”，而是具有预期收益的投资。政府在教育、医疗和住房方面的开支越多，国家人口素质可能就越高；国家人口素质的提高，就能促使科学技术发展的速度加快。

  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之所以提供丰厚的奖学金吸引其他国家优秀人才，根本原因就在于，只要找到优秀的人才，那么，就可为国家创造更多财富。可以这样说，西方国家充分利用教育“外部性”，为本国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储备大量的人才。我国应充分借鉴这些有益经验，加大教育、医疗和住房方面的投入，提高国民素质，为科学技术发展和经济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当然，改变人口生育政策是系统工程，如果只控制数量，而没有实现优生优育，那么，人口数量增加可能会给国家经济发展带来沉重负担。因此，一些学者认为，在我国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大背景下，应尽可能实现教育阶段的均贫富政策，一方面从幼儿园开始逐步减少居民的教育支出，政府实行免费的幼儿园、小学、中学、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另一方面尽快缩小城乡差距，将法律所规定的教育平等权落到实处。

  因此调整人口发展政策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紧迫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尽快修改完善《人口和计划生育法》及其配套性法规。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