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时娜 见习记者 张忆 ○编辑 浦泓毅
昨日，学界、政界和企业界大佬云集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主办的第二届大梅沙中国创新论坛，把脉中国经济，并为政府的未来决策献言献策。
与会人士为中国经济开出的药方包括：政府应及时进行反周期调节，加大对中高端制造业产品、高档消费品、仍有缺口的基础设施等的投资力度，推行更为积极的货币政策，完善金融监管体系为经济稳定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等。
政府应及时进行逆周期调节
如何应对当前的经济增速下滑，与会专家各抒己见。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表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产能过剩、通货紧缩是非常典型的经济周期过程当中低迷时期的情况，这些都是前几年经济过热的后遗症。宏观政策基本的作用是逆周期调节，经济过热的时候要采取抑制的政策，经济冷的时候要采取稳定的政策、托住的政策。
“紧急情况下，动用一些行政手段也是必要的。经济过冷了，政府该做的事情也要理直气壮去做，而且要努力做到位。当其他经济主体都不投资的时候，政府的投资就应该多一点，来补充不足的需求。”樊纲说。
世界银行原高级副行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认为，由于现在经济下滑当中有相当多的原因是因为外部性和周期性问题。因此政府除了做好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外，政府也要发挥作用，如稳定宏观经济、稳定经济增长等，这就必须有反周期的措施。
至于利用反周期措施启动投资和消费到底应该把着力点放在哪里，林毅夫支持“放在投资上”，他认为，增加投资不是指用来增加对过剩产能部门的投资，而是针对现在可以进行有效投资的部门，如仍需要进口的中高端制造业产品、高档消费品、仍有缺口的基础设施等。
林毅夫还认为，政府稳增长的措施更多要放在基础设施上，基础设施建设在经济疲软的时候做，可以稳增长、可以创造就业、可以减少失业，而且从长期来讲有利于经济增长。
著名经济学家、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厉以宁则表示，尽管我国第三产业在GDP的贡献中占了51%了，以后还会陆续增加，但是我们的工业化阶段并没有完成，要继续实行工业化，尤其是制造业。
实施更为积极的货币政策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则认为，宽松的货币环境，能让很多企业家的投资活动在快速的结构转换过程中获得足够高的回报，从而去推进结构改革，寻找新的投资机会，创造新的产业，同时也能让地方政府解除目前的财务约束，获得更多的融资，使得公共资本依然可以保持相对的扩张和增长。简言之，就是央行可以动用工具箱里面更创新的工具来精准地支持经济结构的转型和结构的改革，把所谓中性的货币政策要调整到不仅对中长期结构转型有重要的积极影响，而且也有助于在短期内让中国经济能够走出再通缩的通道。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尹中卿指出，在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金融风险上升的情况下，国际市场一有风吹草动就有可能导致国内的市场续期逆转，引发恐慌情绪。所以金融监管需要高度关注全球形势，及时采取应对措施，趋利避害，完善风险规避措施，为国内经济和金融的稳定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尹中卿认为，面对金融跨界融合的趋势，迫切需要改革监管框架，建议在适当的时候由国务院总理或者是主管金融的副总理来担任“一行三会”参加的金融监管协调部级联席会议的主席，并将成员单位同时扩大到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待条件成熟之后，建议把“一行三会”合并，设立中国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或者是隶属国务院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实现金融业的统一综合监管。
全方位释放改革动力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章政则建议从改善消费环境和思想环境两方面着手。他认为，中国的动力不是没有了，而是可能没有释放出来。这个释放动力的关键，就在于消费环境，简言之，就是极大限度地尊重消费者，尊重市场原则，公平竞争，等价交换。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谢丹阳认为，现在一些官员确实出现了不作为的倾向，所以我们下一步必须要对政府官员的激励机制有一定的考虑，要精简官员的人数，同时提高绩效薪酬。
北京师范大学新兴市场研究院院长兼发展研究院院长胡必亮认为，通过制度的变迁、制度的创新，通过改革来促进经济增长发展的空间是非常大的，其中，城镇化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很大动力。他建议：第一，农村集体土地用地改革要加快改进，真正地实现同地同股权，以农村的就地城镇化促进城镇化的发展；第二，要加快行政体制改革，村庄成长到一定的规模，基础设施、管理水平达到一定阶段就要让它变成城市。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认为，若想要让市场经济起决定作用的，就要逐渐从地方政府主导改革转向企业主导改革发展。当前的改革，除了要有一个顶层设计方案外，更为重要的是怎么样来重塑一个能够进一步分清市场化制度创新的机制。从大的方面说，重塑改革动力可以从三方面入手：首先思想要更解放一点，第二，要进一步对外开放，三是要保护微观主体的自主创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