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中国经济改革面临的诸多复杂命题与约束瓶颈，既是多年增量改革负效应的陆续表达，也是存量改革整体性与前瞻性设计不足及执行层面遭遇的巨大阻力所致。宏观经济政策的下一步，当然不能局限于需求侧，亦不能简单倚重供给侧；而应在全面治理经济失衡的基础上，以培育经济增长内生性动力为改革目标指向，以建立高水平的政府微观规制与宏观规制，来打造真正竞争性的市场体系，以确立有效的政府干预边界，来全面激活市场主体的营商禀赋。

  □章玉贵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前中国经济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超越了世上任何一个巨型经济体。

  美欧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面临的经济衰退，本质而言是非制度性衰退。也就是说，这些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看起来已相当完善的国家，之所以面临着诸如增长乏力、债务率与失业率高企等问题，并非由于现有制度框架与经济增长要求之间出现了突发性的根本不适应，而是这些国家在适应经济增长的结构性改革方面有所滞后，或者由于治理国内经济发展沉疴不力而导致系统性经济问题的局部或全面爆发。当然，没有任何一种经济制度是完美的。美、欧、日本一向标榜的完美市场经济制度如果不能及时推进适应性改革，迟早会被新的更好的制度设计所取代。

  站在全球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史的角度观察，中国是当今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均有深入探索且取得巨大成功的国家（俄罗斯在市场经济探索方面的深度明显不如中国）。可以说，如果没有计划经济体系的完整搭建，就没有今日中国非常完整的工业体系与有效的国家治理机制；而若不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义无反顾地开始推行较为彻底的市场化改革，也不可能调动起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微观市场主体的活力，我国也不大可能在2001年加入WTO，进而迅速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以及全世界第一大贸易体，也不可能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能将年均经济增速保持在9%的高位长达20年。

  因此，从理论上说，把中国看成21世纪凯恩斯主义的最大实践国，恐怕并不为过，只是中国从决策层到主流经济学界也从并未死守凯恩斯主义的信条，他们也主张从美国的经济政策演进史中去获取经验。二战以来，美国一直引领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的发展方向，总是试图在国家干预和放任之间找到平衡点。当凯恩斯主义因为撞上滞胀之墙而失灵之后，新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尽管影响甚大，但无法制止政府干预经济的本能与冲动。而由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糅合而成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实现了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宏观经济学领域的最重要理论突破，提出了独具特色的失业—通胀关系、经济周期和政府政策的新理论，但在智商超高且协调力更高的克林顿看来，还是把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中和起来最现实，于是克林顿既反对完全放任，又反对过度干预，促使美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繁荣，不过最终还是把巨大的泡沫留给了对经济十分外行的小布什。而自小布什到现在的奥巴马，美国在过去15年间并未给这个世界提供一个好的经济政策改革样本，而是一再祭出不负责任的经济政策，全球经济的不稳定与复苏乏力也与此不无关系。

  尽管克林顿早已淡出美国政坛，但时至今日，仍有不少美国民众怀念克林顿执政的“黄金八年”。而克林顿之所以能做到这点，与其经济政策并不固守刻舟求剑的思维有着极大联系。克林顿深知，他不可能再次复制里根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执政时期的“供给主义”，亦不能在自由主义的道路上单边行走，而只能顺应全球金融竞争与产业变迁趋势，将经济政策调整的立足点放在如何启动新经济革命，激活企业活力，提升经济增长的福利效应，进而增加有效需求。当然，九十年代的美国经济能保持持续的景气，也与当时的白宫决策层有着全球最多经济智慧供给密切相关。

  今日中国经济改革面临的诸多复杂命题与约束瓶颈，既是持续多年增量改革负效应的陆续表达，也是存量改革的整体性与前瞻性设计不足以及执行层面遭遇的巨大阻力所致。宏观经济政策的下一步，当然不能局限于需求侧的局部改革，亦不能简单倚重供给侧的相关改革；而应在全面治理经济失衡的基础上，以培育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动力为改革目标指向，以建立高水平的政府微观规制与宏观规制，来打造真正竞争性的市场体系，以确立有效的政府干预边界，来全面激活市场主体的营商禀赋。

  最近一段时期，有关供给侧改革的相关设计与政策走向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主流，这是决策层试图破解制约经济增长难题的一次重大探索，也是《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具体化。今后要着力培育发展新动力，优化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配置，激发创新创业活力，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加快实现发展动力转换。不过，笔者觉得有必要在此提请注意，各级各地政府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亟须深刻理解中央有关供给侧改革所释放的相关政策含义，切不可像某些经济学家所言的那样，简单地以制度供给统领全局。须知我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向来有跷跷板效应，若把握不好，往往导致驼子摔跤——两头不着地。而就供给侧改革来说，尽管其核心目标指向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但若经济内外失衡问题迟迟无法得到解决，即便再好的制度设计，也无法解决我国当前面临的复杂经济命题。

  我国经济规模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今后每提高一个经济增长点，都有可能比十年前的增长三个点更吃力。而这些年改革所释放的最大启示就是：激活市场活力是最好的增长药方，而激活市场活力，显然需要政府在微观规制和宏观规制方面切实提升水准。众所周知，宏观调控的目的是为微观规制创造良好的环境，纠正市场宏观失灵对经济的影响；微观规制政策则从微观上纠正市场失灵，提高市场效率。因此，如果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迟迟无法取得突破性进展，如果握有最多经济资源的国企不能完成自身角色的市场化转换，不仅将成为深层改革的难点，亦将影响竞争性市场体系的最终确立。这些年来的改革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即便是看起来最有效的宏观经济干预，其本身并不构成经济增长的动力。中国经济改革动力的内生性释放，务必要在结构均衡的逻辑起点上，将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提升放在首要地位，唯有如此，供给侧改革的相关效应才能有效释放出来。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