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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报》11月28日专栏文章
不惩罚犯错的银行家
我们注定会重蹈覆辙
金融危机发生已有七年，银行高级管理者看上去已脱了干系。但当金融危机的后续账单越来越长时，金融高管该承担责任了。“太大难以倒，难以援救，难以诉讼”这种认识已总结了现实所面临的挑战。虽然法律已限制了杠杆，但目前银行仍陷于高杠杆化、低可靠性的处境。更可悲的是，管理部门越来越缺乏直面这些问题的勇气。
对金融机构来说，其他议题与资本、可靠性和勇气相比都是苍白的。资本与杠杆化紧密相连，虽然新的金融法规收紧了对于银行风险的定义，规定了总体限额，但正如数据所显示的，3%的杠杆率意味着允许银行资产负债表膨胀到他们亏损吸收权益的33倍。虽然管理者已增加了压力测试和对总体亏损吸收能力的要求，但这些步骤只是一种对资本贫乏的替代。因为要让压力测试有效，管理者必须知道要对哪种风险加压及加压到什么程度。但他们之前一直是错的，并将再次犯错。
对市场体系来说，资本是其生存的首要因素。可信赖性则是其合法性的关键。银行家的糟糕行为已是老生常谈。金融危机后，相关监察委员会已在回顾过失，调查在继续，罚款在追加，但并没有银行因此被吊销执照，也没有管理团队被诉讼。银行高管仍享受着丰厚的养老金和分红。至于对银行的罚款，其实已由股东支付。因此，银行并没有重新树立起其在公众心目中的可信赖性。
至于对错误行为惩戒的勇气，在目前看来也变得无望。现有法律并没有触及银行高管的利益。一些被宣传解决方案在引起一阵喧闹后，就退出公众视线之外。很显然，权威机构不愿也不能反对政治家，而政治家也不愿对抗银行。
然而，没有信任就不可能有杠杆，没有杠杆就不可能有支持金融市场的庞大资本。没有来自政策制定者和管理者的改革勇气，我们就会重蹈覆辙，最终为懦弱埋单的人还会是纳税人。
（作者系英格兰银行金融政策委员会前成员罗伯特·詹金斯 贺艳燕 编译）
◎《京都新闻》11月28日社论
“一亿总活跃”政策的财源在哪里
日本政府出台了以“一亿总活跃”为目标的紧急对策，设定了“出生率1.8”、“养老零离职”、“名目国内生产总值（GDP）600兆日元”等“新三支箭”，核心内容是要加强对育儿和养老的支持，增加劳动力数量。只是，中听的口号罗列了很多，但却并没有制定具体、有效的政策以确保育儿、养老的人手和财源，因此这些目标很难实现。
由于少子高龄化，日本劳动人口不断减少，如此下去社会保障制度必将难以为继。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国民想要安心育儿、养老不离职、随心所欲工作，需要更接地气的对策。作为养老对策，日本计划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初期通过建立养老院等增加提供50万人份的养老服务。为了帮助同时兼顾工作和养老，政府规定把养老休假补贴从工资的40%提高到67%，并可以分期休假。但是，无论育儿还是养老，如今都面临人手不足的问题。这个矛盾不解决，任何对策都只能是画饼充饥。由于工资过低，养老从业人员不足，严重限制了可享受养老服务的老人数量。2025年，团块世代（指日本在1947年到1949年之间出生的一代人，是日本二战后出现的第一次婴儿潮人口）将超过75岁，全国将面临38万养老从业人员的缺口。仅仅增加养老设施哪里能解决问题？
为了解决人手不足的问题，必须提高相关从业人员的待遇。遗憾的是，此次紧急对策并没有纳入相关内容。政府明年春天将制定中长期政策“一亿总活跃计划”，应该明确解决人手不足和确保财源的具体路径。政府不能把紧急对策当成了参议院选举而采取的权宜之计。
◎《莫斯科时报》11月27日文章
俄罗斯破产法的进步性与最低缺陷
自俄罗斯首次允许个人申报破产以来，已过去两个月时间了。之前预测的蜂拥登记状况并未出现，更确切地说，这是一个健康的开始。据报道，在法律公布的30天内，共有2000多人申报个人破产。俄罗斯个人破产法的出台，标志着这个国家在近几年对清偿债务这一议题有了更好的理解。曾经在俄罗斯广受公众非议的破产概念，已走向了正常轨道。
债务管理及其透明性已有了较大改进，包括对俄罗斯破产数据库可用信息的重大改善，都是俄罗斯破产法的巨大进步。不过，直到现在政府仍只向公司提供了申请破产的正式机制，对于个人的债务重组仍可被归为一种冒险性的实践。个人申报破产的条件和流程都相对严苛，当然，这种严苛的规则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这其中有防止信贷诈骗的考虑。然而，俄罗斯破产法有一个较大的缺陷是昂贵的申报费用。在德国等国家，联邦预算就包含了申报破产这项费用，但俄罗斯将这个负担转移至债务人，债务人需支付他们在申报过程中的所有法律费用，而这可能还会耗时数月。同时，债务人还会受到更多限制，比如限制旅行等。正如俄罗斯破产法的原则所述，法律是保护债权人而非债务人。
然而，在经济下滑时期，普通的俄罗斯人越来越难以符合破产法标准时，这样的原则将是危险的。不过，从积极方面来看，破产法为俄罗斯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财务重组的新选择，这是具有进步性的。
（作者系克里斯汀·布莱斯 贺艳燕 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