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美国加息对我国弊大于利，但总体上对我国经济增长影响有限，不会对我国市场产生强烈冲击。但我们也应及时研判美国加息后的新变化，加强对世界主要国家货币政策走向的研究，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做好应对准备。

  □刘满平

  美国经济步入加息周期，总体而言，对我国的影响利弊互现，且弊大于利。有利的方面是，能增加我国对美国的出口，尤其纺织、服装等行业企业的出口，能降低能源资源性产品进口成本，增加进口量，缓解国内能源资源环境压力，能营造人民币走出去的环境，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不利的方面是，全球经济复苏不确定性增大，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外围环境，可能导致区域金融动荡甚至危机，进而冲击我国金融。从长期看，美元汇率走强，给人民币带来贬值压力，增大我国对美国以外市场的出口压力，也加大了国内企业以美元计价的债务负担，银行坏账率上升，国内工业生产资料价格下行压力增大，通缩风险加大。

  历史经验表明，美联储在长期低利率后加息往往会导致国际资本流动格局发生重大调整，引发局部金融动荡甚至危机，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都会出现麻烦。在1993年至2001年美元升值周期期间，先后爆发了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东南亚债务危机、1999年巴西金融危机及2000年阿根廷债务危机。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联储通过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大量投放流动性导致部分新兴经济体国家资产泡沫化，经济金融脆弱性上升。如今，美国加息将导致全球资本流向逆转，资本从部分新兴经济体、资源输出国流出，导致其本币贬值，债务负担加重，进而波及我国金融稳定，或使我国房地产市场、地方债务、影子银行、部分实体经济债务结构和期限错配等潜在问题显性化。

  美国加息推动国际资本回流美国，美元走强，美元汇率或进入上升通道，将进一步改变国际资本的风险偏好。如人民币跟随美元强势，就会使人民币汇率严重高估，随时都存在贬值风险。另外，中美利差缩小，我国将面临国际短期资本流出，对国内资产价格与人民币汇率形成冲击。

  随着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推进以及由页岩气革命等带来的成本优势，加息后，美国债券收益率上升，未来全球流向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长期资本将进一步增加，会极大分流全球的FDI。同时，我国人口结构老化、劳动力成本上升和资源环境约束增强压力的双重作用叠加，会使资本外流有所增加，并形成不利循环。

  美元升值还必将导致铁矿石、国际原油、煤炭等初级原料、大宗商品价格继续下降，增大全球通货紧缩压力。目前，尽管我国价格总水平（CPI）同比仍保持1.5%左右的增长，未进入传统意义上的通缩状态，但反映国内工业生产资料价格走势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已连续44个月同比下降。由于我国大宗商品对外依存度较高，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仍持续下降，势必会引发国内工业生产资料价格进一步下降，最终传导至消费终端，增大通货紧缩的风险。

  尽管美国加息对我国弊大于利，但总体上对我国经济增长影响有限，也不会对我国市场产生强烈冲击。美联储很早就释放出加息的消息，政策决策过程高度透明，市场有充分时间形成并事先消化加息预期。我国对此也早有预案，并采取一系列主动应对策略与机制。美国加息对其自身经济增长也有一定的负面冲击，而且由于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决定了美国的加息幅度不会很大，频率不会过快。虽然当前我国经济增长下行压力较大，但基本面较好，财政状况、金融稳定性以及外债规模等都在合理和可控范围内，而且在内需、产业升级、海外投资等方面仍有巨大发展空间，有能力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

  当然，我们也要对及时研判美国加息后的新变化，做好应对准备。

  首先，加强对世界主要国家货币政策走向的研究。美国加息肯定会引发日本、欧盟等其他主要国家对其货币政策进行相应调整，我国应密切跟踪和研判主要国家货币政策走向及可能带来的影响，研究估算主要国家货币政策调整给我国带来的热钱异动规模及形势，研究制定应对跨境资本流动的新管理制度和新办法，做好相关的应对方案。

  其次，保持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面对跨境资金流入放缓甚至流出，国内“资金池”水位下降，应在保持货币政策适当宽松的同时增加灵活性，相机调整政策。保持基础货币投放渠道通畅和稳定，及时通过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调整存款准备金率甚至调整利率等政策手段灵活调节市场流动性。在避免宏观经济出现通缩的同时，盘活金融存量降低融资成本，加强对热钱的监管和打击，加强对境外资本在境内流动的管理，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再者，审慎对待短期资本的开放。美国加息对我国外汇、货币和资本市场带来一定的压力，若在短期内过快开放资本市场，这种压力会急剧放大，造成短期资本快进快出的局面。因此，从维护金融系统稳定的政策目标出发，应放缓资本账户开放的脚步，同时放宽外资准入门槛，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以留住外资和吸引新投资进入，大力提高外资使用效率。我国庞大的市场需求对外国投资者依然具有极大吸引力，要继续吸引国外直接投资，扩大国家和企业在海外的直接投资，加速从“靠劳动力赚钱”向“靠资本挣钱”的转变。

  最后，适时扩大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可考虑通过放宽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的办法，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释放相关压力和风险。在美国加息后，可引导人民币汇率适度向下调整，应对未来可能相对于其他货币的升值。另外，现阶段人民币与美元关联程度过强，极大削弱了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也容易在面临紧缩冲击时陷入货币政策选择的两难境地，应尽早适当调整一篮子货币中的权重分配，以降低人民币对美元的关联程度。

  （作者系宏观经济评论员，中国经济学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