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增长潜力
与动力转换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要素特征

在经济增长的生产要素中，除了资本积累和劳动力数量投入外，其他生产因素引发的经济增长统称为全要素生产率。数量分析显示，在1978-2013年我国平均9.8%的经济增长中，资本积累、劳动力总量和全要素生产率分别贡献5.6、0.9和3.3个百分点，贡献率分别为57.1%、9.2%和33.7%。与世界主要国家比较，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低于美、欧、日等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平均贡献70%左右的水平，也低于韩国、我国台湾地区、新加坡，大体上与印尼、泰国等东亚国家和地区水平接近。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主要是资本积累驱动的结果，具有明显的投资拉动特征。

劳动力转移、对外开放的溢出效应、人力资本提高、科技进步、规模经济效益等是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因素。1978-2013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3.3个百分点中，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从农业部门向效率更高的工业、服务业部门转移，贡献1个百分点；通过外向型发展战略，大规模利用外资和发展对外贸易，通过“干中学”提高了我国的经济效益，提高全要素生产率0.9个百分点；教育水平改善带来的人力资本提高和研发投入带来的科技进步，分别影响全要素生产率提高0.7和0.4个百分点；规模经济效应、管理水平改善等，影响全要素生产率提高0.3个百分点。研发和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逐年提高，但总体作用仍然较小。

我国经济发展不同阶段要素贡献呈现不同特点。1978至2001年，是资本、劳动力和全要素生产率“多轮驱动”阶段。通过增量改革和渐进改革，不断扩大开放，低成本劳动力优势和人口红利形成的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优势得到充分发挥，二、三产业比重平稳上升，轻重工业较为协调，形成了资本积累速度较快、劳动力数量增加、劳动力转移加快，对外开放效应显现的局面。

2002至2008年，为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双轮驱动”经济增长阶段。以2001年底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契机，我国对外贸易飞速发展。居民消费在满足了吃、穿、用等基本需求后开始向住、行等较高端需求转变，重化工业增长速度明显加快。劳动力总量增速减慢，城市化进程加快。这一阶段表现为投资增长快，对外开放的外溢效应增强，科技进步速度加快，工业化的规模优势提升。

2009至2013年，为资本贡献上升和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经济减速挡阶段。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经济最严重的衰退，我国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受到较大冲击，对外经济的溢出效应缩小。我国通过扩大内需主要是增加投资应对金融危机的影响，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大幅度提高，但同时也导致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规模效应减小，经济效益下滑，我国进入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前期扩张政策消化期和结构调整阵痛期三期叠加阶段。

“十三五”时期影响经济增长潜力因素分析

（一）影响我国经济增长潜力的不利因素

“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增长潜力下降既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经济规律的自然反应，具有客观必然性；也是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到位的结果。

一是储蓄率回落。2010年以来我国人口抚养比回升，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相应降低国民储蓄动机，居民储蓄率下降。低工资、低利率、低环保成本带来的“低价工业化”现象逐步消失，企业储蓄率降低。2010年，我国储蓄率达到51.8%的峰值后出现了下降趋势，2013年下降到50.2%，到2020年预计降至47%左右。储蓄率降低导致投资率相应下降，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随之减弱。

二是劳动力数量减少。劳动力数量、劳动时间、就业参与率等因素决定了实际可就业劳动力总规模。自2012年以来，我国16-59岁劳动人口规模呈下降趋势，“十三五”期间年均降幅将为0.3%左右。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人们对闲暇的需求稳步提升，劳动参与率总体上呈下滑趋势，个人劳动时间将趋于减少。

三是劳动力转移效应降低。随着农产品和工业品、服务品相对价格的调整和政府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与第二、第三产业的差距不断减少，依靠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趋于缩小。初步预计，“十三五”时期由劳动力转移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降至0.7个百分点左右。

四是对外开放外溢效应减少。我国与发达国家技术水平的差距逐步缩小，引进技术难度不断加大。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增长潜力明显下降，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仍处于酝酿期，依靠后发优势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难度明显加大。“十三五”时期，对外开放的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降至0.6个百分点左右。

五是环境约束加剧。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给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保持和改善生态环境需要占用大量劳动和资本，增加生产成本，对经济增长带来一定影响。按照我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行动目标，如果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5%，测算结果显示，2015至2020年，我国GDP增速大约年均下降0.5个百分点。

（二）影响我国经济增长潜力的有利因素

我国经济发展仍有巨大潜力、巨大余地和巨大韧性。一是我国具有生产要素组合综合优势。经过30年多年的发展，我国物质技术基础日益增强，产业体系完整，人力资本和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提高，具有资金、劳动、科技等生产要素组合的综合优势。二是新型城镇化生产要素集中集聚、产业间关联效应明显，将会继续释放经济增长动力。三是城乡区域差距使得我国经济回旋余地较大。我国城乡之间和区域经济之间发展差距较大，在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和东中西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过程中，通过引导生产要素合理流动，会使得城市和沿海地区有可能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在农村和内地获得新的优势，进而使得一些产业、产品的生命周期加以延长，这种跨区域的产业梯度转移和推进效应会产生新的生产力。四是全面深化改革，不断释放制度红利。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各项改革措施的不断实施，将会极大激发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活力，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调动企业尤其是民营经济积极性，释放制度改革红利。五是我国宏观调控体系不断健全。我国即应对过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也应对过有效需求不足、产能过剩和通货紧缩，经历过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宏观调控能力和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明显提高。

（三）“十三五”时期我国潜在经济增长水平预测

综合考虑影响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的要素变化规律，预计“十三五”时期，劳动力转移和对外开放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降至0.7和0.6个百分点，人力资本增长和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均提高到0.9个百分点，完成减排目标导致经济增长速度减慢0.5个百分点，“十三五”时期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在6.5%左右。

如果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能够比较顺利地达到预期目标，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趋于最大化和效益趋于最优化，社会财富的积累和分配更加体现公平正义，同时，世界经济能够能达到2014年20国首脑会议提出的在未来五年提高2个百分点的目标，全球国际贸易和投资总量相应增加，我国的后发优势会发挥更大的作用，预计我国“十三五”时期潜在经济增长率有可能达到7%左右。

基于上述分析，结合我国确定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建议“十三五”时期将我国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定为年均增长6.5%左右为宜。

表：分阶段制度因素和技术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