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经济学理论框架成形

□ 左晓蕾

■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遵循新常态的逻辑，不仅为2016年部署经济工作，更重要的是为整个新常态发展阶段奠定理论基础。遵循新常态的逻辑，首先就应该从新常态经济发展规律和国内经济结构矛盾叠加的角度正确认识经济潜在增长速度变化，正确认识增长速度放缓现状，转变违反新常态经济发展规律的高增长偏好；新常态下“发展是硬道理”的内涵要从高增长向有效率有质量的增长转变；新常态发展理念要从粗放发展向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位一体转变。这是新常态经济学理论体系在发展阶段上的进一步延伸，成为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过渡的理论基础。

■要更全面地认识到供给侧结构调整是一个双向的结构调整，是对不合理结构调整和合理结构形成的结合，政策安排应该充分考虑两方面同步推进，而不是增加经济下行压力的单边调整，也不应与新的供给创造的结构创新割裂开来，要找到当期稳增长和属于长期概念的供给侧调整的平衡。

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近期国内外经济形势作出了深刻研判，从新常态经济的逻辑出发，突出了2016年以“三去一降一补”五项任务为主的“供给侧结构调整”的思路。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的第一年，“十三五”是我国实现全面小康的关键时期，于国于民甚至于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发展都有重大意义，重大变革在所难免。在重大转变时期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着非常明显的特点，不仅部署了2016年的经济工作，而且引领新常态经济发展的理论框架和实践思路也逐步明朗。

遵循新常态逻辑

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遵循新常态的逻辑，不仅是为2016年的经济工作，更重要的是为整个新常态发展阶段奠定理论基础。遵循新常态的逻辑，首先就应该从新常态经济发展规律和国内经济结构矛盾叠加的角度正确认识经济潜在增长速度变化，正确认识增长速度放缓现状，转变违反新常态经济发展规律的高增长偏好；新常态下“发展是硬道理”的内涵要从“高增长”向效率和质量的增长转变；新常态发展理念要从粗放发展向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位一体转变。这是新常态经济学理论体系在发展阶段上的进一步延伸，也可以成为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过渡的理论基础。

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未来一段时间供给侧结构调整任务和2016年的五大工作任务，是对新常态经济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是对现阶段存在的非经济周期影响（主要是粗放式发展带来的结构性症结）精准诊断，采取跳出传统需求侧调整思路的难题破解方式，是新常态经济学理论体系在现阶段的重要实践。不过从道理上来说，和所有经济学的原理一样，供给侧结构调整是在新常态特定发展阶段下提出的针对性的改革发展思路。如果忽视国内经济现阶段发展的现状和矛盾，把供给侧结构调整思路变成带有普遍性意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思想，甚至与其他“主义”和“流派”联系起来，是不科学的，会使特色鲜明的新常态经济理论体系变得混乱和极不严谨。只有从新常态的逻辑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才能引领新常态。

需求侧扩张也是结构性问题

为什么从“总需求”扩张推动经济增长的凯恩斯主义对当前经济稳增长作用不明显，而“供给侧结构调整”是现阶段经济增长的破解之法？实际上，凯恩斯主义是在利率为零都没有投资需求、没有就业创造、没有购买力创造、总需求扩张完全没有动力的情况下，由政府通过透支中央银行加大投资创造就业，最终推动总需求增长恢复经济正常循环的危机刺激政策。而国内现阶段是总常态经济绝对不是危机形势，总需求的扩张存在的是结构矛盾不是整体扩张的概念。但是我们以前把危机形势的宏观刺激政策常态化，用宏观总量政策去解决结构性矛盾，这不应该是凯恩斯之过，应该是我们的所谓主流经济思想对经济理论和政策错配经济状态之错。实际上，从2010年开始，笔者就一直强调“在盛宴之前撤下酒杯”，建议刺激政策退出，用结构性政策解决结构性问题。但是在一些违反新常态经济发展规律的利益主导下，国内外刻意对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危言耸听地解读为“经济硬着陆”甚至“经济崩溃”的声音成为主流判断，误导刺激政策延续多年。

为了避免误导心理预期以致对政策预期形成误导，过去一段时间的经济形势分析中有一个分析思想方法需要转变。我们已经做了几年的“三期叠加”的分析，所以关于经济增长下行的主要原因与“三高”企业结构调整相关的分析早应该是“已知”信息。但是这几年对于月度、季度数据的解读和未来经济态势的判断，总是把那些本来是“印证”前期已经做了充分分析的数据的下降，比如对上游生产资料行业产能过剩的调整，带来工业增加值增长率的放缓解读为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把“已知”的信息变为“增量”信息，推动“增量的”宏观调控政策“微调”不断，没有秉承“宏观政策要稳”的新常态宏观调控的基本原则。而“宏观政策不稳”，政策没有针对性地不断调整，也释放一些不准确的信号，可能固化经济中的结构性矛盾。比如最近提出“降低房地产库存”，大家都知道房地产的库存来自三、四线城市。三、四线城市解决空置率的问题要依靠制造就业机会，或者发展与消化住房相关的服务业，比如旅游、度假、养老等等功能和产业，才能吸引更多常住人口，消化空置的房屋。但降低房地产库存相应的政策是公积金政策调整，首付比例的调整，结果是三、四线城市库存没有改变，一线城市房价大涨，释放了政府要保持房地产的支柱产业的错误信号，更大程度地扭曲了房地产市场的结构问题。

出口负增长的形势也应该是“已知”信息。我们一直在强调全球经济放缓、国际市场的有效需求不足，但在设置出口增长指标时并未充分对称全球经济放缓的信息，也未仔细进行数据的分析，量化全球经济放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去年国际贸易总体增长率才2.3%左右，但我们设置的2015年的增长指标是7%，指标的设置显然没有充分对称已知信息，严重脱离实际，造成过高的出口增长预期。

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国际国内形势作了深刻的研判，希望能够引导各方的心理预期、各方对经济数据的分析和对短期经济形势的研判，不要把“已知”信息扭曲为“增量”信息，避免屡屡误导心理预期、误导市场、误导政策。

发挥调结构在稳增长中关键作用

2016年经济形势会不会改变，三大驱动力的增长态势会不会改变？回答是“是”，如果稳增长主要依靠短期刺激政策，目前的情况不会有太明显的改善。三大驱动力增长存在的问题都是结构问题，不是传统的从需求侧的宏观政策层面多发一些货币、一刀切地减税所能够解决的。

投资面对的是结构的困扰。PPI负增长，产能过剩的上游产业不赚钱，能加大投资吗？银行会加大贷款吗？部分高耗能、高污染的中小企业应该一刀切地解决贷款难贷款贵支持继续生产吗？房地产的结构严重扭曲，简单放松资金和贷款能解决房地产的结构问题吗？实际上，各类互联网概念泡沫也不能掉以轻心。在这样严重的结构性问题面前，宽松的货币政策和一刀切的财政补贴政策，可能固化目前的结构性的矛盾，加剧未来调整的困难，加大未来的调整成本，也加快银行坏账和金融风险的增加。

消费增长面对的也是结构问题。目前刚性消费增长受效用最大化的约束不会有很大的上涨空间。收入增长只会使消费占收入的比重下降，即边际消费倾向下降。更多的货币发行只能推高价格，不会实质性增加消费。在当前的消费结构下，短期刺激政策对扩大消费加大消费增长在经济中的比重起不了很大的作用。只有顺应需求结构的改变，提供新的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创造新的需求，才能推动消费的增长，进而扩大消费在经济中的比重。

出口增长也需要结构改变才有出路。国际贸易的基本理论是比较优势，比较优势是一个相对概念，不是自己有优势的产品都由自己卖出，而要用更大优势的产品与更小优势的产品交换，才能各自获益。加工贸易业转移订单走了出口走了，实际上是更小优势的产品走出去创造新的国际贸易机会。国内需要向更大比较优势的方向发展，进行出口结构调整，创造在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新产品领域的新的比较优势。新的比较优势的产品与较弱优势的产品交换，将形成新的贸易增长。

所以，需求侧扩张稳增长的关键也是供给侧结构调整的问题。我们必须转变思路，结构问题用调结构的方式解决，供给的问题用供给侧调整的方式解决。

习主席提出“着力供给侧结构调整，着力提高供给体系的效率和质量”，明确指出了当前经济增长中主要问题和解决方式。需要指出的是，习主席提出的“供给侧结构调整”与美国的所谓供给学派不是一个概念，供给学派是宏观概念，“供给侧结构调整”是中观概念。一个解决总供给问题，一个解决结构性供给问题，针对的问题也不在一个层面上。我们认为，供给侧结构调整包括两个方面的调整。

一方面，供给侧结构调整是针对已经存在的不合理的结构性矛盾的调整。2016年五大任务中，去产能的调整显然是“供给侧”的调整，高耗能高污染的调整也是“供给侧”的调整。去库存也是从房地产供给层面的调整，棚户区改造解决城镇化中的进城农民的住房问题显然是住房结构调整；去库存在农业方面也体现农产品结构多元化的调整上。去杠杆的目的也主要是解决企业的债务风险，降低生产供给侧的债务风险。实际上，对于这些供给侧不合理的结构的调整，一直是新常态经济发展阶段以来被强调的发展硬道理的内涵之一。但是因为“稳增长”的压力，单边推动不合理结构调整对当期的经济增长无疑产生进一步下行的压力，故结构调整犹犹豫豫没有按照经济规律得到彻底的解决。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突出“供给侧结构”调整，并把“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作为2016年工作的任务，实际上是给出了对不合理结构矛盾调整的时间表，应该是加大调整力度，加快调整的速度，而不必理解为一个新的任务。

另一方面，“供给侧结构调整”包括促进合理的产业结构形成方面的调整。在新常态阶段，要素驱动转化为创新驱动，包括科技创新、技术进步、更合理的劳动分工、制度改革等等全要素驱动力提高和改善，在搜罗生产函数的全要素残差理论中，这些都属于供给侧的创造和调整的范畴，调整和改革的目的是提高劳动生产率，重新优化资本和劳动要素的配置，创造更高质量和更高效率的新的供给，培育新的增长点和创造新的增长动力，当然也是稳增长的关键。从这个意义上，“供给侧结构调整”与十八大提出的创新驱动，也与实现“供给体系的效率和质量”提高的思路完全一致。这也是为什么2014年中央召开的关于2015年的经济工作会议就明确地提出“调结构是稳增长的关键”的逻辑。2016年五大任务中的“补短板”，不论是从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农业生产方式的改变、农业基础设施的改善，还是其他结构性短缺领域的创造等方面，都是通过供给侧的结构调整。

有两个问题必须指出。首先要转变理念，更全面地认识到“供给侧结构调整”是一个双向的结构调整，是对不合理结构的调整和合理结构形成的结合，政策安排应该充分考虑两方面同步推进，而不是增加经济下行压力的单边调整，也不应与新的供给创造的结构创新割裂开来。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是，“供给侧的结构调整”在经济学理论中是一个长期概念，也就是结构调整的效果显现需要一个时间过程。而且按照经济规律，就算市场化的调整，不合理结构调整一般快于合理的结构形成，也就是在新的经济结构与“三高”结构调整之间有一个时间差。特别是如果2016年“三去”结构的调整加大力度，采取关停改的办法会比较快地调整到位，而新的合理的结构形成方面，新的供给创造并形成市场规模都需要一段时间。但是稳增长则是一个当期的或者说短期的概念，供给侧双向调整效果的不同步，确实会影响当期经济增长的稳定。在培养拉动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创新驱动力的同时，如何使供给侧结构调整成为稳增长的关键，其关键是要找到当期稳增长和属于长期概念的供给侧调整的平衡。

当期稳增长与供给侧结构调整的平衡

需要抓手

当期稳增长与供给侧结构调整平衡的关键需要在“供给侧结构调整”的合理产业结构形成方面来突破。我们需要更开放的理念、更大的智慧、更务实和更准确的产业引领政策，找到依靠创新驱动既能带来结构调整效果又能贡献当期经济增长的抓手。

从制造业升级与稳增长之间平衡的角度，我们建议，引进欧洲和美国已经完成0—1产品开发、市场需求规模完全可预期的高端制造业产品，对接中国的制造业，利用国内的资金、市场和大规模配套能力，进行1—N的生产过程，形成规模生产效应，并迅速推向市场。据我们的调查，各国有很多需要进入1—N的创新产品。我们已经开始对接试点的项目说明，凡对接的企业将完全改变加工贸易被动承接的思维方式，提升工艺、制造技术上主动改进的意愿和能力，进入高端制造行列，推进企业升级的进程。而1-N阶段主要是规模化阶段，给定三十年制造业中心培育的制造能力，只要对接阶段顺利，规模生产效应的实现应该很快，当年对经济增长产生贡献也完全可能。

在制造业领域，如果国内装备制造业能够进一步提高质量和售后服务，“十三五”期间，伴随越来越多“走出去”的企业以及“一带一路”项目落地，高质量的装备制造出口规模的增长也无疑是一个稳增长的亮点。

从消费结构调整与稳增长平衡的角度，消费结构调整有两方面的作为。一方面要通过“供给侧”供给结构的调整创造新的消费品需求。我们需要研究新的消费品需求，把握消费品需求的变化趋势，进行供给侧结构调整，减少过剩产品的供给，增加新的有市场需求的产品的供给。另一方面，通过服务消费供给侧的调整，改善服务水平和质量，增加服务消费的供给，扩大服务消费市场。比如旅游信息服务的改善，创造与互联网提供的信息相匹配的便利出行的交通设施和住宿条件，相信会吸引更多海外游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旅游景点的开发，将大幅提高国内出国旅游的人次。国内旅游服务的提升和改善，也会创造旅游业发展极大的空间。按照国际相关方面的分析，旅游业是全球最大的产业。如果国内旅游业的供给侧调整做得好，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旅游业也完全可能成为国内最大的产业。

在调结构稳增长的平衡中，系统风险的底线的防范是非常重要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调整可能对银行带来坏账上升的压力，财政政策可能在结构调整中发挥主导作用，为配套结构调整政府支出增加的需要，增加财政赤字包括扩大地方债发行为特点的更积极的财政政策，也会引发债务风险上升的担心。因此，防范不触发系统风险的底线思维要特别强调。

最后，未来的经济分析最好不要用“触底”、“企稳”这样的表述，这些表述给出的预期是经济增速会反弹回高速增长，很多企业将熬着不做必要的调整，加剧未来调整的难度，拖延调整的时间长度，而经济增长不断下降的事实反而会进一步打压信心。因为从经济规律来看，经济规模达到一定的规模，潜在增长速度会有所下降。2016年开始五大任务的执行，供给侧结构调整将加大力度加快进行。未来5年，结构将逐渐理顺，虽然不一定会恢复更高的增长，但更健康可持续的、基本与潜在增长速度一致的实际增长，一定会引领经济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全面小康的目标。

（作者系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银河证券首席总裁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