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祠堂背后的
社会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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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温州，祠堂文化是 “强连带”关系网络的一种体现，但更具重要意义的是，祠堂在传统社会承担了“内部整合、团结协作”的“工具型”功能。温州人形成如此之强的内部协作关系，除了“稻作文化”以外，与自然地理环境有关，也与移民史有关。
如果你去温州，会发现有两类建筑很显眼，路旁随处可见的教堂与规模宏大的祠堂。
温州祠堂与砖木结构的传统老式建筑很不一样，大多是在新世纪后新建的、以水泥砖石结构为主的现代建筑，豪华考究，规模宏大。这种双层或三层结构的仿古建筑看起来有点张扬，但在农田、农房的衬托下，却给人一种艳俗之感。笔者曾走访过一座陈家祠堂，它豪华的造型宛如天安门。前面有一尊怀念他们远祖的雕像，走近一看，塑像上刻着“陈霸先”的名字，这是南北朝时期陈朝的开国皇帝。照国人的习惯，他们在修谱时总是习惯性将祖先追溯到同姓中地位最高、声名最显赫的名人。当然，这些江南普通人家的先祖究竟是不是皇帝，实际上已很难考证了。
这样的祠堂在温州十分普遍，成了瓯江大地上一大人文景观。地处闽浙交接的苍南最为典型，这个有着130万人的人口大县有875座祠堂，几乎村村都有，数量最多的甚至一个村就有6个。这些祠堂几乎有着相同的结构，分前厅、天井和后厅三进，两侧有厢廊连接前厅与后厅，前厅为双层或三层结构，设戏台，天井可容纳较多的族人祭祖、议事、吃饭、看戏。遇上宗亲红白喜事，往往在祠堂摆酒设宴，演戏、放电影。每逢节庆日也会举办一些宗族内部的酒宴，其中最大的活动就是春节，十里八乡甚至外省同姓宗亲齐聚祠堂祭拜祖先，吃“祠堂酒”。祠堂在祭拜祖先的功能以外，还因在空余的厢房设有健身房、陈列室、阅览室、棋牌室、音像室等文体设施，而成为乡村文化活动中心，尤其是老年人活动的重要场所。
以祠堂为物质载体，温州宗族组织一般由“宗亲联谊会”负责日常管理，每个联谊会设有顾问、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常务理事等。他们管理着金额不小的基金，用于修建祠堂、修订家谱，奖助宗族内的寒门和优秀学子。著名的“六桂堂”就是浙、闽、粤一带洪、江、翁、方、龚、汪等六个姓氏组成的宗亲联谊会。传说这六个姓氏虽不同姓，但同属翁家子弟。由于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华侨，以及台湾地区的宗亲加入，它已变为世界性宗亲联谊会。他们还建立“世界六桂堂宗亲联谊网”，每两年召开“世界六桂恳亲大会”。
祠堂作为宗族组织的代表在南方都很兴盛。吕思勉认为宗族组织“古代北盛于南，近世南盛于北”。大体上愈南愈盛，愈北愈衰。浙江宗族文化较为兴盛，而温州最为典型。即便宗族组织十分发达的闽粤，在祠堂数量分布上也远不及温州。社会学家黄宗智将南北宗族文化差异的原因归结于农业耕作文化不同。认为华北平原多是旱作地区，农户间合作的需要既不经常，规模又小，不足以促进宗族聚居和强化宗族组织。南方水稻耕作地区，渠道灌溉和围田工程需要较多人工和协作——这个差别，可视为两个地区宗族组织的作用有所不同的生态基础。
但问题是，南方都种植水稻，为什么温州特别重视宗族文化？仅凭“稻作文化”，并不足以解释温州的特殊性。按结构功能主义观点，社会是具有一定结构或组织化手段的系统，社会各组成部分以有序方式相互关联，并对社会整体发挥着必要的功能。祠堂如仅作为祖先崇拜这样一种“表意型”功能，无法解释温州遍地开花、甚至有一种攀比意味的祠堂文化。
笔者认为，祠堂文化实际上是温州人“强连带”关系网络的体现。表面上，祠堂只是用来祭拜祖先，但对温州人来讲，更具重要意义的是，祠堂在传统社会承担了“内部整合、团结协作”这样的“工具型”功能。温州人为何通过祠堂形成如此之强的内部协作关系？笔者认为，除了“稻作文化”，内部协作首先与自然地理环境有关。由于温州人主要聚居于狭长的滨海平原一带，是台风、海溢、山洪等自然灾害的多发区，在缺乏国家治理水患投入的情况下，面对自然灾害，温州人只能依靠自己力量与大自然抗衡，这就需要抱团合作，因此形成了温州人强烈的宗族观念。其次，温州人善于协作的集体人格可能与移民史有关。温州族群的迁徙具有“南徙而北顾”的特点。也即温州历史上大规模的移民，有“南下”和“北上”两类。温州偏处东南一隅，对中原地区移民吸引力不大，历史上向温州一带经久不息的大规模移民，主要是来自福建，尤其漳、泉一带的闽南人。两宋和明清，移民都是嵌入式的。新移民到来，与原住民形成抢食关系，人地关系更为紧张。因此，温州一带发生在村庄之间、宗族之间大规模的“械斗”很多，这种情况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仍然可见，因此人们必须结成紧密的关系一致对外——这就是宗族组织对温州人具有重要意义的原因。
温州人通过宗族组织结成“强连带”关系网络，是在传统社会通过长期演化形成的。改革开放伊始，这种“强连带”关系网络正好被温州人利用来发展工商业。借助于这种关系网络，温州人在家族内部筹集资金，开办家庭工业，或抱团一起外出务工、经商。先是少数人外出寻找商机，将商业信息带回，经家庭工厂生产后再销往外地。或在经商过程中，发现工作或赚钱机会，就把亲友、邻舍带出来。在此过程中，社会网络既是他们传递流动信息的媒介，又是他们流动得以持续的机制。
（作者系浙江财经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