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工业化的金融化岂非在沙滩上盖高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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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道路之争》
⊙朱玉强
面对近年来中国产能过剩的危机和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隐忧，中国的知识精英们提出了两条化解道路。一部分人认为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举世称之为“世界工厂”，而产能大面积过剩正说明中国的工业化已经完成，所以该着力实施金融化，以此优化资源配置、分散投资风险、促进经济增长；另一部分人则认为中国尚在工业化初级阶段，虽有“世界工厂”之名却无“世界工厂”之实：通过单纯引进，中国工业化“两头重大”（基础性行业和加工业）、“中间薄弱”（关键零部件、重要原材料），这种工业化是嫁接、引进、脆弱的，中国该实施有效的工业化政策，这才是振兴中华之本！那么，中国到底是该继续工业化还是经济金融化，学者江涌在《道路之争——工业化还是金融化？》做了细致分析，面对当前中国金融化泛滥而工业化不足的局面，发出了振聋发聩的诤言！
约翰·福斯特将金融化定义为资本主义经济重心从生产向金融的长期转变，其转变包括以下一些基本指标：第一，金融利润占总利润比重的不断上升；第二，不断上升的债务/GDP比例；第三，金融、保险与房地产占国民收入份额不断增长；第四，舶来的和不透明的金融工具的不断扩散；第五，金融泡沫的不断膨胀。而经济金融化，在江涌看来是一个以金融创新为依托，以新金融模式、新金融工具和新金融产业不断涌现为表现的金融市场体系不断丰富、完善的过程，它意味着金融部门日益膨胀并将处于支配地位，从而改变经济体系的运行方式；它也可以看成是金融对实体经济持续渗透、融合与操纵的过程，是金融资本获取利润的核心机制。对照约翰·福斯特关于金融化的定义以及江涌关于经济金融化的定义，我们可以断言当今的中国早已高度经济金融化了。
马克思说过：“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就是赚钱。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性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而赚到钱）。”当代那些高度经济金融化的国家（掌握了先进金融工具与拥有强大金融机构），可以省去“必须干的倒霉事”，“不用生产过程媒介而赚到钱”。而江涌则认为：（高度金融化的国家）为了轻松赚取更多的钱，就必须用金融资本的逻辑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格式化，也就是所谓的经济金融化，通过金融游戏，将秩序与规则直接兑换为利润与金钱。
然而对金融化国家来说，轻松赚钱只是表面的、短暂的现象，因为经济金融化带给金融化国家更多的却是灾难。据江涌的梳理，看美、英等国的金融化实践，结果必然导致一国的国民经济“去工业化”，从而导致产业空心化，整个经济基础愈发脆弱，这令资本主义危机呈现常态化，从时有发生到随时发生。在时不时爆发的危机中，美国这个金融最发达的霸权国家出现了虚拟经济膨胀，实体经济萎缩；中产阶级坍塌，社会两极分化；企业跨国逃税，富人海外移民等经济衰退现象。而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而言，金融化还极易使其成为先进国家的附庸。不少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能增进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增长的诱惑下，相信并接受了新自由主义主张——金融化，然而经济金融化和金融自由化使发展中国家几乎无一不出现财富流失、经济低迷、社会矛盾激化乃至政权动荡，尤其经济危机越来越集中于金融危机。为应对汇率危机等金融危机，防范经济与社会动荡，发展中国家尤其新兴市场不得不增加外汇储备。这使这些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对美元、美国金融市场、美国金融机构产生严重的依赖。江涌直指：这实质就是依附，就是陷入“美元陷阱”。江涌亦指出：经济金融化使发展中国家牢牢地被固定在“核心——中心——外围”的世界秩序中，成为“核心”——国际金融资产阶级（集团）的奴隶，成为华尔街持续盘剥的对象，成为“中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周期性转移风险、转嫁危机的对象，由此落入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笔者认为，虽然金融化有诸多危害，但却也不可因噎废食，因为适度的金融化是可以“优化资源配置、分散投资风险、促进经济增长”的，因此适度的金融化也是应该的，但纯粹、高度的金融化，无论是对发达国家还是对发展中国家是不足取的，这对步入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中国亦然。
与金融化相比，工业化却是一国发展、富强的不二选择！江涌认为：“农业和商业可以使国家富庶繁荣，但不能强大。经济强国无不以工业立国。城镇化是工业化的结果，工业化是信息化的前提，是国防现代化的基础。唯有经历工业化的洗礼，才有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可能。”德国著名经济学家李斯特对工业化的重要作用亦做了鲜明的注解：“工厂和制造业是催生国内自由、智慧、艺术与科学、国内外贸易、航海，改善交通、文明以及政治力量的原因，是冲破农业的枷锁使其重获自由并提升其商业地位的手段，它使租金、农业利润和工资大获增长，使土地财产大量增加。”美国建国初期，其精英们曾听从英国自由经济学说和发展农业的建言，大力发展农业，使美国变得富裕繁荣。但第二次英美战争中，英军很快占领华盛顿，火烧总统办公楼（事后粉刷成白色，成为今天的“白宫”），第一夫人亦从窗户落荒而逃。惨痛的教训使美国的精英们认识到：农业立国、自由经济可使国家富庶繁荣但不能强大，不足以抵御强敌的入侵。美国于是选择了独立自主的工业立国政策，就此走上了称雄世界的道路。而在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物产丰盛的清朝，因孱弱的工业败给了虽然不及己富裕但却工业化始祖国的不列颠。这些都证明《道路之争》的判断：实现现代化是必然的国家战略，而现代化的核心是工业化，在发展的系列硬道理中，工业化是最硬的道理！
至于当前有些人因为产能过剩而认定中国已然完成了工业化，则不妨对比一下学者余云辉所拟定的成功工业化的“十个标准”，看看中国是不是实现了成功的工业化。笔者在此只截取其中的前六条：（1）本土资本应该占据和主导国内绝大部分产业部门，而不是外资；（2）各个产业的前三名是本土企业，而不是外企；（3）装备工业可以持续武装国内各个产业并保障这些产业拥有全球竞争力，而不是依靠进口；（4）企业在各个产业领域应该引领全球科技及创新和技术革命，而不是跟随；（5）企业背靠大国市场和大国优势，拥有全球大宗商品和原材料的采购话语权而不是寄人篱下；（6）企业凭借规模优势和技术优势主导流通领域并掌控下游产品的定价权，而不是贴牌代工。
很显然，对比这些标准，我国离成功的工业化还差得很远！
在中国发展是要工业化还是金融化的道路之争上，学者唐宁认为：金融化与工业化对立统一于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之中。金融化与工业化两条道路的斗争是理解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关键。金融化根本上是零和游戏，只能让少数人获益而绝大多数人受损，强化新殖民主义，使相关后进国家成为先进国家的经济附庸。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核心，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实际就是工业化中断或停滞的陷阱。近年来，从一定意义上说，我国也面临着某种去工业化的危险。江涌对此就认为，今天国内外自由主义者为实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新殖民主义政策目标，让中国牢牢绑定在西方主导的国际分工的战车上，竭尽全力以“华盛顿共识”来取代中国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与理论自信”，努力让中国通过各种“去工业化”的方式——如贸易、金融、地产等——去制造财富，而不是提高中国工业化水平——如关键零部件与重要原材料等高端制造——提升制造财富的能力。据此，江涌在《道路之争》中大力谏言：工业化强健筋骨，金融化积累脂肪；工业化利国利民利长远，利于绝大多数，金融化利于眼前，利于一小撮，利于国际金融资产阶级。有鉴于此，从现在起，我国理该更多地倾听“工业党”的建言呼声，约束金融利益集团的高谈阔论，花大力气鼓励工业资本，节制金融资本，全力实现制造业的升级换代，有重点地弥补“工业1.0”，夯实“工业2.0”与“工业3.0”，积极谋划与部署“工业4.0”，将独立、自主、完整的工业化坚持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