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手知不知道
我方的策略？

懂不懂博弈，是区分强者与弱者的分界线，善于不善于博弈，是区分赢家与输家及赢多少、输多少的分水岭。要想在这个充满博弈的世界成为强者，成为赢家，一定要着意提升博弈能力，加固博弈能力圈，并在实战中善于博弈。

在汉语中，“博弈”一词最早出现在儒家经典《论语·阳货》篇：“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孔子说的“博弈”是指两种游戏，“博”指“局戏”，“弈”指“围棋”。孔母从小就引导、培养、训练儿子玩贵族礼仪，所以成为人师后的孔子才会说：习玩博弈游戏也会比“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好。

玩博弈好不好？其实并无固定、唯一的答案，端看具体情境，看与什么比。三国时期吴国朝廷提倡大有为、立功名、周世务、佐明时，学者型高官中庶子韦曜仰承太子孙和之意，做奉命文章，雕章琢句弄了篇传世名赋《博弈论》，就把“博弈”说得一无是处，十足“鄙贱”，非常有害。他义正词严：“今世之人，多不务经术，好玩博弈，废事弃业，忘寝与食，穷日尽明，继之脂烛。当其临局交争，雄雌未决，专精锐意，神迷体倦，人事旷而不修，宾旅阙而不接，虽有太牢之馔，韶夏之乐，不暇存也。至或赌及衣物，徙棋易行，廉耻之意弛，而忿戾之色发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务不过方罫之间，胜敌无封爵之赏，获地无兼土之实，技非六艺，用非经国，立身者不阶其术，征选者不由其道。求之于战阵，则非孙吴之伦也；考之于道艺，则非孔氏之门也；以变诈为务，则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杀为名，则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废业，终无补益，是何异设木而击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养；其在朝也，竭命以纳忠；临事且犹旰食，而何暇博弈之足耽！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贞纯之名彰也。”

孔子肯定博弈，韦先生否定博弈，但若细究，两位先贤的观点还是有相同相通之处的，化用今日财经作家吴晓波的话说，就是把时间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孔圣人认为玩博弈比呆头呆脑好，韦先生认为玩博弈不如建功立业好。当然，究竟何者为美好事物，当今之人的价值观、志向追求不同，具体指向自然也不同。

笔者着重要谈的是近20年来从海外舶来的“博弈”。在英语中，Game之意是对策、游戏。但既然头顶“论”的高帽桂冠，自然又不局限于游戏。作为一门科学，冯·诺伊曼和经济学家奥斯卡·摩根斯坦1944年合著的《对策论与经济行为》被公认为是博弈论诞生的标志。1996年，维克里以在博弈论方面的研究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后，博弈论方为更多人所知悉。随着时间的推移，世人渐渐认识到，博弈论可解释很多领域如地缘战略、商业谈判、政治运作、战场较量等等人类行为和社会现象。比如1937年10月，日寇沿正太路西犯，刘伯承指挥八路军一部在山西省平定县东七亘村一带设伏，重挫日寇。第三天，刘故伎重施，在同一地点再次设伏，又挫日寇。日寇何以连败，八路军何以连胜？盖因日寇只在一级博弈的水平，而刘帅则在三级博弈的段位。日寇也懂中国兵法，知道“战胜不复”。一战时，日寇不知道对手有伏，故败；二战时，日寇又料想对手必不重复设伏，故又败。日寇机械僵化地理解“战胜不复”；刘帅知道日寇知道中国兵法之“战胜不复”，却能辩证动态地运用，他的重复设伏其实正是不复。因敌而变，存乎一心，善之善者也。

凯恩斯在其《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之《长期预期状态》一章谈股票投资时讲选美竞赛：报纸上发表一百张美女照片，要参加竞赛者选出其中最美的六个，谁的选择结果与全体参赛者之平均爱好最相接近，谁就得奖。在这种情形下，每一参选者都不选他认为最美的六个，而选他认为别人会觉得最美的六个。每个参选者都从同一观点出发，于是都不选他真认为最美者，也不选一般人真认为最美者，而是运用智力，推测一般人认为最美者。这已到了第三级推测。凯恩斯是股市博弈高手，所以他能看到更高级的博弈。其实，在现实世界芸芸众生中，博弈高手总是少数，很多人既没有博弈意识，当然更没有发展出博弈策略。沪深股市上的许多投资人，有不少既不知己，也不知彼；有的知己，却不知彼。而股市博弈，必得是既知己、又知彼，既知自己的优劣特点，又知对手的优劣特点，更重要的是，还要知道、猜测、判断对手知不知自己的博弈策略，并以此制定不同的应对计划。博弈，表面上体现为实物、实力的较量，深层却是心智的对决，比的是对实物的掌控、运用，比的是对大局、形势的把握。

诚如经济学大师保罗·萨缪尔森所言：如果你想成为一个有见识的人，就一定要读读博弈论。我要说，懂不懂博弈，是区分强者与弱者的分界线，善于不善于博弈，是区分赢家与输家及赢多少、输多少的分水岭。对抗性零和博弈游戏（如金融衍生品交易）的结果是谁赢谁输，所以需要博弈；合作性双赢正和博弈游戏（如实业投资、实物买卖）的结果是谁赚多、谁赚少，所以需要博弈。

如果想在这个充满博弈的世界成为强者，成为赢家，一定要懂得博弈论，着意提升博弈能力，加固博弈能力圈，并在实战中善于博弈。

（作者系投资人，财经专栏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