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新供给主义实践与理论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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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供给侧改革》
⊙朱玉强
自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便成了理论界研讨的焦点，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亦存在一些偏见、误读。
供给学派理论渊源，可追溯到19世纪的萨伊定律。19世纪法国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认为，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商品和劳务的供给能生产出自己的需求，不会发生严重的购买力不足的问题，即不会有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存在。而对市场上出现商品、劳务无法售出的情况，萨伊则认为不是生产过剩而是供给不足，也就是能同其交换的商品、劳务太少。在凯恩斯主义之前，萨伊定律在资本主义世界中一度起着主导性的作用。但20世纪30年代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证明，萨伊定律和现实情况是矛盾的，供给并不会自动创造需求。于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实施凯恩斯主义。到了70年代，西方国家普遍陷入滞胀危机。主张回归萨伊定律的以美国经济学家阿瑟·拉弗等为代表的供给学派应运而生，并在美（里根政府）英（撒切尔政府）经济发展中大行其道。
对西方供给学派的理论、政策，学者马远之总结为五个方面：在供给与需求的关系上，强调供给的重要性，突出供给管理；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主张自由放任，反对政府干预；主张改革税制，通过减税来刺激投资，进而增加供应；主张减少政府开支，反对过多的社会福利；实行限制性货币政策，恢复金本位制，稳定币值，遏制通胀。
在中国，近几年新供给主义经济学也已逐步成型、兴起，而学者滕泰则是中国新供给主义经济学派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滕泰2012年11月发表《新供给主义宣言》，最早提出新供给主义经济学；2015年11月曾应邀参加李克强总理召开的国务院经济形势座谈会，并做《从供给侧改革，全面降低企业成本，开启增长新周期》的汇报；被地方政府、各部委决策和研究部门邀请做多场交流报告。2015年11月29日，以滕泰为首的万博新经济研究院和《经济参考报》共同举办了“新供给新动力——供给侧改革圆桌论坛”，来自诸多部门、领域的专家、学者就供给侧改革做了非常精彩的发言。而《供给侧改革》就是该会议滕泰、范必等学者、专家的发言整理稿件和后续所邀请学者、专家就供给侧改革撰文的结集，澄清了有关误解，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观点。
滕泰、范必等人首先提出，要正确认识萨伊定律就得了解萨伊定律的理论背景：萨伊所处的年代正直拿破仑执政时期，生产力还欠发达，但当时社会面临严重的通胀，过多货币在追逐稀缺的商品，产品销售不成问题，货币价值却朝不保夕，因此萨伊会提出生产者急于摆脱产品，货币持有者急于摆脱货币的论断。现在一些学者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供给学派主张的供给主义相混淆，实行拿来主义，简单地将西方供给主义主张作为中国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参考。滕泰、范必等学者则将供给侧改革解读为：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改革，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民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不是实行需求紧缩，而是供给和需求两手都得抓，但主次要分明，当前要把改善供给结构作为主攻方向；这绝不是搞新的“计划经济”，而是为了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明确政府的权力边界。
《供给侧改革》认定，“供给自动创造需求”只是一个理想的经济运行机制，但这个过程并不会自发地实现，因为生产相对过剩、总需求不足、“供给老化”、“供给约束”和“供给抑制”等原因，随时可能中断；一旦上述原因造成“供给不能自动创造自身等量的需求”，整个宏观经济就会偏离均衡，经济增速也会放慢，甚至长期经济下行。据此认识，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经历过几十年计划经济和近二十年的总需求管理之后，只有依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让中国经济重新回到“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均衡状态，并恢复增长活力。
《供给侧改革》所代表的新供给主义经济学，是很重要的理论突破。依据作者的分析，在没有计划手段或行政干预的自由市场条件下，在新供给形成阶段，供给能创造自身等量的需求；在供给扩张阶段，一个单位的有效供给能创造n个单位的有效需求；而在供给成熟和老化阶段，供给创造需求的效率逐渐降低，直到供给老化阶段一个单位有效供给只能创造1/n个单位的有效需求。这就从供给角度重新定义了经济周期，把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划分为新供给形成阶段、供给扩张阶段、供给成熟阶段和供给老化阶段。这一理论突破，对正确认识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内涵、寻找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策略，非常有帮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经济政策偏向重商主义，对内经济政策则偏向凯恩斯主义，同时辅以货币主义。每当经济开始下滑，政策部门就“踩油门”，在刺激经济的同时，却会留下大批过剩产能、银行不良资产、地方政府债务；每当通胀抬头，政策部门就会拼命“踩刹车”，在收缩经济的同时，造成高利贷泛滥、中小企业大批倒闭、股市暴跌。对此，学者马远之认为，频繁“踩油门”和“踩刹车”，使经济活动不断颠簸，起伏不定，经济周期越来越短，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是在交替误导中国经济。而《供给侧改革》认为：当下扩大内需或扩大外需都很难，从长期来看，总需求管理对经济增长是无效的。另一方面，中国出境游人数和购买力连续三年位居世界第一，国人大量海外购买马桶盖、彩妆、奶粉、药品等；火车票一票难求；房价房租不断攀升；看病难看病贵；上学难学费贵等。这些又说明国内的有效供应不足。在此背景下，以滕泰等为代表的新供给主义学派酝酿而成并提出了自己的应对之策，即“更新供给结构、引导新供给、创造新需求”。
滕泰对此的解释是，“一个基本原则、放松三大供给约束、激发五大财富源泉活力”。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只有引导资源向新供给、新业态转移，才能真正去产能，顺利完成经济结构转型；放松三大供给约束，即放松高行政成本、高融资成本和高税收成本的约束；激发五大财富源泉活力，即减少土地和资源、人口和劳动、管理和制度、创新和技术、金融和资本的供给抑制，提高要素供给效率，全面降低企业成本。
对于激发五大财富源泉活力，《供给侧改革》分别用了五大篇章重点论述。即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重点任务。完成这五大重点任务，既需要有绵绵用力、久久为功的韧劲，也需要有立说力行、立竿见影的狠劲，确保2016年过剩产能和房地产库存减少，遏制企业成本上涨和工业品价格下跌势头，提高有效供给能力，释放财政金融风险。
无论是传统的供给主义还是中国的新供给主义，都对减税政策情有独钟。这是因为减税可以刺激投资和消费增长，激发经济恢复可持续增长的动力。近代历史上减税力度最大的是
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的里根政府，减税结果是美国经济从1982年负增长迅速上升到1983年增长6.5%，其中个别季度增长水平高达8%。《供给侧改革》为此大声呼吁，我国宏观税负过重，八成企业盼减税，若能实施以全面减税为起点的新供给改革，中国经济必将开启新一轮上升周期。而学者马远之则提出了更为具体的中国式供给主义减税计划：降低个人所得税的边际税率，调整个人所得税级次和级距，减轻中、低等收入群体的税收负担；减征企业税，发挥税收在增强企业活力中的作用，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实行结构性减税，提高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能力；实行增税和减税并重的计划，缩减财政赤字，保障经济可持续发展；运用税收政策支持产品结构调整和企业技术改造，提高企业生产率和竞争力，改善供给结构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