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经济新常态迈入新阶段的转型窗口期
中国经济进入“十三五”规划开局之年，由第一阶段新常态迈入第二阶段新常态，这个阶段大概需要三年，而未来这三年也是为高质高效增长周期来临做相应准备的关键时期。无论是按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换血式调整经济结构，还是在聚焦高科技、高端制造业及消费者的相关产业上发力，约束地方政府投资冲动，严控债务风险，切实降低民营资本参与竞争准入门槛，等等，无一不是为经济新常态迈入新阶段的战略转型提供难得的时间窗口。
站在“十二五”收官、“十三五”开局的历史节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有诸多复杂命题求解。为此，有媒体归纳出了今年全国两会的十大热点：“十三五”规划与中国发展新境界、供给侧改革、“一带一路”与京津冀协同发展及长江经济带建设三大战略、建设廉洁政府、扶贫攻坚战、审议慈善法、司法改革、民生改善、创新驱动、绿色环保。在接下来的两周，整个世界都在盯着北京，看两会的代表委员们会就这些热点拿出些什么提案议案，会做出些什么重大决定。
首要问题是对当下中国经济态势的判断。有关中国经济不存在“硬着陆”、经济总体“气质”仍然很好的判断，前天新任政协发言人王国庆还列出了四点理由，例如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等基本特质没有变，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等等。在笔者看来，要让包括普通百姓在内的市场主体认识到中国经济增长实情，还需要在对经济系统作全面体检的基础上，给出下一个经济增长周期所需要的动力之源。而这个动力之源，显然需要存量与增量改革的齐头并进，显然需要在内生性技术进步以及人力资本提升基础上的经济增长质量的显著提升。
有一点各方已达成共识：中国经济短期内再难出现8%以上的增速了。当年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国家对经济热启动，使我国在2009年至2011年全球经济最为困难时期仍然保持了9.2%、10.3%、9.2%的高速增长，彰显出中国政府在经济处于困难时期的导调能力。中国经济在逐步告别人口红利、“入世”红利和国际产业转移红利之后，未来的增长动力将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且由于在当今世界经济规模排在前六位的经济体，我国是其中经济制度相对不完善和整体技术水平相对薄弱的国家，国民福利水平也是最低的，这就为经济持续增长种下了不利条件。于是，自从2012年中国经济增速跌破8%之后，无论是决策层还是其他市场参与主体，都已经开始有了经济步入中等增速的心理准备。事实上，2012年至2015年中国取得的7.8%、7.7%、7.3%、6.9%的增速已属相当不易，这一点也得到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认可。当然，整体而言，经济增长的质量不高问题依然较为突出。这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所在。
笔者认为，从2012年至2015年这四年间，中国经济基本上可划分为新常态第一阶段，即经济增长速度已从超过8%的高速增长转为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正通过相对痛苦的改革向优化升级方向转变，而随着科技投入的增加以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推动，增长动力也开始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换句话说，从经济发展与转型的周期来看，中国经济自2012年进入新常态之后，已经为适应增长动力切换做了较为充分的准备。
对中国经济未来的走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侯永志等人近日撰文称，尽管经济增长正处于结构转型和速度换挡期，劳动力供给、资源环境成本、技术追赶空间和外部市场需求等因素正在变化，但无论从需求侧看，还是从供给侧看，中国经济都仍然具有实现较快增长的潜力；无论从已有的政策效应看，还是从可供以后选择的政策工具看，中国都有条件把增长的潜力变为现实的增长。
而以笔者的观察，中国经济在进入“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后，基本上由原先的第一阶段新常态迈入第二阶段的新常态，现在看来，这个阶段大概需要三年，而未来这三年也是为高质高效增长周期来临做相应准备的关键时期。无论是按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换血式调整经济结构，还是在聚焦高科技、高端制造业以及消费者的相关产业方面发力，以及约束地方政府投资冲动，严控债务风险上升，切实降低民营资本参与竞争的准入门槛，乃至营造良性竞争环境和提高金融市场主体的免疫力，等等，无一不是为经济新常态迈入新阶段的战略转型提供难得的时间窗口。
毫无疑问，要适应和把握新常态迈入新阶段，首先必须深刻理解并有效执行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各级各地政府理该清醒地认识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换作另一个角度来看，其实也是满足有效需求的问题，以及在此基础上如何实现有效经济增长的问题。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非得以深层次改革提升经济增长的福利效应不可，例如减税，扩大政府的转移支付力度，尤其是普遍提高社会福利保障水平。而为适应经济战略转型而对经济结构展开换血式改革，其政策着力点，应以提高投资效率抑或资本回报率为导向，同时必须全力发展高端制造业和聚焦高科技和消费者的相关产业，而不能高度依赖货币发行与债务扩张。换句话说，深耕实体经济和技术进步，才是中国经济长远稳健发展的根本。
对过去近二十年来致力于招商引资，追求数量增长的不少地方政府来说，还需尽快转换理念，深刻认识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一定取决于以知识、信息、研究开发或创新所引致的规模收益递增、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增长等核心内生变量。技术进步的内生化，要求任何时候都要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促进劳动力要素合理流动、提高劳动生产率。而通过深层次改革，切实打破国有企业对重要产业的垄断，降低民营资本参与竞争的准入门槛，营造良性竞争环境，提高经济体系运行效率，又是经济转型的必备条件。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