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先哲们如何重构
市场道德资产负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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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市场与大师：西方思想如何看待资本主义》
⊙胡艳丽
市场不仅事关金钱与物质，更关系道德、文化与政治，归根结底，它关系人类的福祉与未来。在美国华盛顿天主教大学历史学教授杰瑞·穆勒的《市场与大师》这部回溯资本主义思想在西方意识形态中如何形成的论著中，十六位在近现代西方思想发展史上星光闪耀的人物依次登台，奉上了一台有关经济社会与道德哲学的饕餮盛宴。在今天人们看来理所当然的事，在古典时代，甚至是就在300余年前，还被世所不齿，比如对物质财富的追求，通过贸易繁荣市场等。古典时期流行的看法是，物质财富总量是不变的，一些人获利必然意味着另外一些人的损失，商人从事贸易、或以借贷行为生息是不道德的。圣经福音书反复告诫人们，财富是对救赎的威胁，“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神国还容易得多”。
进入中世纪晚期，伴随社会经济的发展，以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为代表的托马斯哲学主义者，复兴了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提出私有财产是合法的，工作是创造价值过程的一部分，消费并非万恶，而应与个人所在的社会阶层相衔适。尽管这种观点在强化阶层差异，但在对财富、消费与交易充斥着诋毁与不屑的社会环境中，仍不失为一种进步的力量。
亚当·斯密从未否定政府在市场中的重要地位
在一代代思想家、哲学家、经济学家的探索、争锋，以及上下求索中，有两个不可忘却的人物，一为“高贵的商人”伏尔泰，一为被誉为“现代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伏尔泰的贡献主要在于尽其所能解放世人对商人、商业的偏见，指出宗教狂热是社会不和谐的主要源头，轻则引发不公，重则引发内战，而人们对自我利益的追逐比意识形态上的承诺，更能促进社会的和平，伏尔泰把提高世人的幸福作为最终目标，因而把商人和商业视作促进社会合作，推动和平的“新一类英雄”。尽管伏尔泰作为商人有很多被世人诟病之处，但他在思想领域的探索，仍使其担得起“高贵的商人”之称号。
身为现代经济学的开山祖师，亚当·斯密作为道德哲学家的身份被世人淡忘了，其实他最重要的贡献并不单是捕捉到了市场“无形的手”的运行规律，而是重构了社会的道德资产负债表，为长期背负着道德恶名的商业重新正了名。他的思想对同时代及后世的哲人、经济学家产生了深远影响。
杰瑞·穆勒说，“斯密衡量商业社会价值时，并不仅仅注重它所产生的财富，同时也关注它所培育的社会性格。诚然，商业社会并不会直接提高社会成员的道德水平，但基于合作的彼此约束，会使大多数成员遵守社会规则”。这种无形中对社会成员的规制，产生了新的甚至是超越法律的道德律，个体通过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之因，产生了促成彼此间信任、合作，共同遵守商业规则的枝脉，而枝脉的延伸、成长又结出了社会物质产品丰盈、生产力普遍提高、人们生活水平提升的果实，进而形成了生机勃勃的“国富”大树。
亚当·斯密认为市场中“看不见的手”可纠偏绝大部分商业行为，但世人常常忽视的一点是，斯密在称颂“市场”的同时，也明确提出“维持、完善或保护市场，以及弥补市场机制中的负面影响的行为需要政府‘有形之手’来完成”。他从未否定政府在市场中的重要地位，但也圈定了政府的行为边界，即保障市场运行良好，而不是越俎代庖：“社业商会的优势依赖于一个更加庞大的政府”，政府缔造的良好社会秩序是激励人们为创造美好生活而努力的前提。斯密反对的，仅仅是政府直接干预经济，比如设定薪资，各种形式的贸易限制等。斯密的经济思想理论，深藏着丰富的道德哲学，他从人性的本源分析社会经济运行的规律，并最终指向人的幸福以及社会整体的“共同富裕”。
市场是否真的会毁灭文化?
尽管市场经济如亚当·斯密的思想般美妙而迷人，但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面，在我们享受市场带来丰盈财富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患上了新的社会病，而且持续至今。一方面，市场的发育带来了新的不平衡，在追求物质财富的道路上，财富失去了本来的意义；另一方面，市场所过之处，世界同一的文化熨平了地域文化特色，很多文化甚至是语种随之消逝、崩溃。由此，与亚当·斯密同时期的尤斯图斯·默瑟尔就表达了对市场经济的诸多忧虑。
市场的持续发育，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对人类持久发展究竟是福是祸？这样的争议持续了两百余年，至今仍在发酵。笔者以为，市场经济带来的负产品，是我们为发展必然付出的代价。以巴布亚新几内亚近几十年的骤然改变为例，是保留石器时代的生活习俗为好，还是经受现代的文明洗礼为好？可以肯定的是，假如没有近几个世纪全世界经济的普遍发展，没有全球一体化的进程，这个地球不可能养活如今这么多的人口，也不可能迎来全球经济的增长和人类生活水平的大幅改善。
默瑟尔的担心还不仅止于此，他担心市场的开放，会造成社会层级的混乱，甚至担心妇女走上街道，参与买卖会造成社会道德的沦丧，他希望保留社会的固有层级，让人们按自己的身份行事，制度要对人予以限制，并同时让人在各自的群体内找到归属感。这无疑是维护特定阶层利益的论调，尽管在今天看来其中存在着再明显不过的荒谬，但这种思想在历史上却发挥过重要作用，甚至左右了一些国家、地区的政策。即使在今天，政策制定者如果没有很好的权利制衡，也会偏向于制定有利于自身所在层级的政策。维护自身利益是人的本能，唯有国家伸出有形之手予以限制，才有可能有效制止恶法的出台。
我们永远都在接近真理的路上
后人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三百余年生生不息的市场经济探索，三百年不断的试错与调整，才奠定了人们今天关于市场的智慧基石，才有了今天全球化经济发展的浪潮。大师之间的思想具有明显的承继、发展，以及扬弃的关系脉络，比如黑格尔便整合了伏尔泰、默瑟尔和伯克的理论，形成了黑格尔思想。而马修·阿诺德和马克思，则努力致力于让这个世界不太“庸俗”，但他们提出的却是不尽相同的解决方案。
杰瑞·穆勒介绍的十六位大师，都在现代市场发育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他们对市场秉持的观点不尽相同，但这并不等于他们之间永远存在着针尖对麦芒般的对立，有时不同的观点就如同一个事物的一体两面。比如我们今天较为熟悉的凯恩斯与哈耶克，前者注重政府对市场的调控，在市场失调时政府能以强力手腕快速校偏，而后者更强调自由市场的自我修复功能，需要较长的时间休养生息，才能令市场恢复健康。如果向上溯源，他们都曾受亚当·斯密思想的影响，只是一个选取了斯密武器架上的长枪，一个选取了短剑。他们都有为数众多的拥趸，在现实中，很多国家的政府都是两者兼而用之，长效与短效双管齐下，自由与管控双线并行。很多时候，权衡变通，因时因地制宜，是比单纯猛攻或放任自流更好的市场疗愈之方。
遗憾的是，对近现代史上这些星光闪耀的大师世人有太多片面的理解，以曲笔传讹，将有着丰富哲学、社会基础的理论缩减成简单的观点，如入宝山空得宝盒，却无珠宝在手，这无疑是对这些思想财富的巨大浪费。还要回望他们思想的来源，“重归”他们生活的时代，剖析其中蕴含的深义以及理论可在现实中应用的适应情境，杰瑞·穆勒的努力既有意义。
因其自身意识形态的限制，杰瑞·穆勒对凯恩斯等人的论述有着较为明显的抵触情绪，以致部分掩盖了他们思想中理性与智慧的光芒。笔者以为这些曾在西方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大师，其思想体系必然有其深刻而又能令世人警醒的东西，还需辩证、全面地去理解、分析。面对市场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永远没有标准的答案，对于任何解释市场的理论，也都不存在永远不变的正确。这也恰是生活在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中的市场先哲们，其思想体系不尽相同、不断发展变化的原因所在。也正因如此，经济学才有持久永恒的魅力，令人们不断去探索其中的奥义，在探索的道路上一步步接近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