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消解千古难题的金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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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托马斯·皮凯蒂《不平等经济学：从基础开始真正理解不平等》
⊙禾 刀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2014年以《21世纪资本论》红遍欧美，在大西洋两岸卷起了一阵旋风。而在诸多经济学者眼里，他写于1997年、多年来一版再版的《不平等经济学：从基础开始真正理解不平等》更像是《21世纪资本论》的前传，或者说是“干货版”，内容精辟、文字洗练，更主要的是观点独到。在《不平等经济学》中，托马斯解释了不平等的含义及经济学家们如何测量不平等，并用数据分析了收入和资本的变化，展现了减少不平等的各种政策措施，同时论述了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不同税收体系的效果、教育和科技变革对于不平等的影响、公平和效率之间的关系等一系列重要问题。托马斯用有限的文字尽可能深入、全面地阐述了不平等现象的根由，以及对经济和政治的影响等问题。
为追求过绝对平均主义，自古至今，无数先哲和政治家有过无数次尝试，然而，无一例外均以失败而告终。对于不平等现象，许多人感同身受，甚至义愤填膺，而真正挥之不去的困惑、也是专家学者绞尽脑汁而始终不得法的是，谁也找不到破解不平等现象的“金钥匙”——因为“收入分配过于均衡不利于调动劳动者积极性，而收入差距过大容易造成社会的不稳定”。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安格斯·迪顿更是掷地有声，“不平等现象不可能消灭”。而在迪顿眼里，不平等现象也并不那么令人憎恶——正是因为不平等现象，所以存在利润空间，“在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利润自然成为驱动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
皮凯蒂的研究充满历史纵深感，他不但关注人类发展与不平等之间的复杂关联，还论证了当代不平等的历史演变特征。马克思曾说，“制度是历史的发展的，社会制度的存在是否具有合理性，其衡量的标准是看它是否符合历史必然性、是否符合历史发展规律、是否符合生产方式的发展要求……”所以，无论是已观察到的，还是可观察到的事实，因不平等所引发的社会问题都有历史的烙印。皮凯蒂在《不平等经济学》的中，开篇就提出，在解决不平等现象方面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认为应通过发展市场经济才能削弱不平等现象，另一种则强调只能由政府扮演收入再分配的角色；从而达到消除不平等现象的理想目标。两种观点当然是各有道理但也互为掣肘。他通过对产生不平等机制的条分缕析，肯定了失业、社会分化等不平等社会问题对政治经济社会的影响做了客观评述，即“不平等会带来严重的政治与社会后果”。他认为，在当代政治的现实冲突中，“纯粹再分配”与“有效再分配”之间的对立，经常与适度幅度的再分配与更大幅度再分配之间的对立相混淆。
全球投资公司剑桥协会有限公司的合伙创始人、经济学家亨特·刘易斯在研究中发现，以美国为例，不平等现象在经济大泡沫时期往往呈现上升态势，并在泡沫破裂后下降。所以刘易斯认为，不平等现象一方面刺激美国经济增长，同时不平等现象不断加剧后就像一根绷断的弦，也可能导致经济的滑坡。无法否认的事实是，所有不平等现象，也都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或者说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当追求利润最大化成为资本力量的“圣经”时，实际也就预示着市场经济的“稻田”中已经遍撒了不平等的种子。
当然，市场经济并非万恶不赦，否则今天地球就不可能养活有史以来最多的人口。对于不平等现象，托马斯在本书中提出了之后在《21世纪资本论》中被着力剖析的论点：资本收益显著高于经济增长率是一切不平等的根源，这样的不平等现象才最有害，才可能导致大量财富向少数人高度集中，也会使世界的贫富差距进一步严重恶化。众所周知，当一小部分人掌握了社会绝大多数财富资源时，财富的天平将会进一步向富人倾斜，不平等现象于是愈演愈烈，“自律”两字不可能成为资本家的道德“圣经”，也无法阻止不平等现象的自觉“刹车”。对此，皮凯蒂开出的“药方”大家已很熟悉了：加强政府干预力度，通过向富人征收重税的方式来重新分配社会财富。
2015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安格斯·迪顿所持观点与皮凯蒂比较接近。只是相较于皮凯蒂，迪顿更坚信，消除贫困政府责无旁贷，“国家能力的缺失——无法提供富国人民习以为常的服务和保护，是贫困和落魄的主要原因之一。”至于国别间日益加剧的不平等，迪顿的“开创性”观点更让人“脑洞大开”：导致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目前全球没有“一个统一的政府出面应对”，说直白点，就是缺乏统一有效政策的协调，各个国家各自为战。言外之意，发达国家根本不可能因为他国赤贫而与之平等分享人类社会的发展成果。
当然，谁也无法否认政府力量在解决社会不平等现象中的重要意义。无论是皮凯蒂还是迪顿，对政府干预的强烈渴望，从某种意义上也折射出两位经济学家对市场经济在解决不平等现象中暴露出的无力感有所失望。事实上，那些极力推崇自由市场经济的观点，也并非全然反对政府在解决不平等现象中的作为，只不过他们出常常怀疑政府在这方面能否精准拿捏分寸，即既有效解决当社会上突出的不平等问题，又不致对经济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带来明显的负面影响。
“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曾经说过：如果人人都是天使，那还要政府干什么？此话出发点尽管源自公共建设管理角度，但又常被视作政府干涉经济的理论后盾。可以肯定的是，过于强调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职能，往往会带来两种同样是弊病丛生的严重后果：一种是大政府模式的应运而生——即便是扩大征税范围和负担，必然增加政府人员机构，还有必须设置同样繁杂的转移支付程序。在发放这一端，还必须对低端收入群体严加甄别，这显然同样需要耗费众多人力和财力；另一种情况则是，尽管此举有助于扶助弱势群体，但可能对创富力量形成某种抑制。这也是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多年来一直争论不休但难以破解的困境。如果简单地加重税负导致滋生大政府模式，至而加重国民负担，那么过于强调政府的介入分配职能，显然与目前发达国家崇尚的小政府大社会模式相悖，对市场经济秩序的影响也很可能是得不偿失。
现实总是充满了矛盾，世人一方面渴望从不平等现象中寻找经济发展的动力，另一方面又不愿因不平等现象而撕裂社会。与其说这是一个两难选择，不如说这是一对相互制约的跷跷板，过于偏重哪一方，均会导致失衡和资源错配，后果不堪设想。在现有机制中，有能力把握这对跷跷板分寸的，也只有政府了。但政府如何介入，又如何精准拿捏，显然还需要非凡的智慧和魅力。
还有一点千万不能忽略的是，政府力量的介入必然是权力的登场，如何确保政府在解决不平等现象过程中，不因简单粗暴至而破坏市场经济秩序，这显然需要“将权力关进笼子”。那么，该怎样做一个合适的“笼子”来锁住权力，才最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同样需要学者绞尽脑汁并抓紧破解的困局。
虽然困难重重，但人类发展过程就是解决问题的过程。《士兵突击》里的许三多就说过，人生就是一个问题撂着另一个问题。没有什么妙方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不平等现象，更何况，不平等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