锻造工匠精神需要制度保障

□阚雷

■今天我们真正要学的是工匠制度，用制度养成制造业的工匠习惯，再把工匠习惯升华为工匠精神。制度——习惯——精神，这是中国制造“文艺复兴”的必由之路，锻造工匠精神首先必须依靠制度。别用工匠精神的浪漫，掩盖工匠制度的缺失。

今年有一个词因为上了201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而变得特别时髦，这个词就是工匠精神。

工匠精神是指工匠对自己的产品精雕细刻、精益求精的理念。具体点说，工匠精神就是工匠不断雕琢自己的产品、不断改善自己的工艺，享受产品在自己双手中升华的过程。工匠对细节有很高的要求，追求完美和极致，对精品有着执着的追求，尽力把品质从99%提高到99.99%。其利虽微，却长久造福于世。

工匠精神不像工业4.0那么复杂，也不像大数据那么云里雾里。这么简单的概念之所以引起共鸣和热议，原因很简单，就是它点中了我们中国制造的一个要害。那么，为什么我们过去缺乏工匠精神，以后该如何锻造工匠精神？

过去三十年速度为王

其实，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我们并不是做不到，而是很难这么做，因为我们至少面临两个非常独特的现状。

现状之一，就是中国跑得实在太快了。我的老师说，他年轻的时候，一位同学家里从德国弄到了一台冰箱。他去做客，对着那个冰箱愣了半个小时，心想这辈子要是能有一台冰箱，此生无憾了。而今天，如果你再因为自己家里有台冰箱出去炫耀，恐怕我们都要去精神病院看你了。

这是过去三十多年来中国急速奔跑的一个缩影。短短三十年间，我们有106家企业从零开始，挤进了世界500强。我们从供应短缺到产能过剩，这个速度和规模难以想象。

对于这样一个飞奔的巨人，他怎么可能始终做到精益求精、一丝不苟呢？就像博尔特在跑出9秒58世界纪录的同时，你还想让他保持姿势的优雅，再认真欣赏下沿途的风景，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我们虽然没有形成工匠精神，但是在我们的中国制造里，把另一样东西做到了极致，那就是速度为王。

我2010年时参观北京的一家机械公司，这家公司的总经理对我说，他们原本是给意大利品牌代工的，2008年金融危机后客户资金紧张，于是他们顺势推出了自己的品牌，品质略低，但是价格只有意大利公司的三分之一。短短一年时间，他们就把这家意大利公司在中国的市场冲垮。到了2009年，这家意大利公司撤销了在中国的办事处，而他们正在海外攻城略地，把这家意大利公司从印度市场“驱逐”了出去。

作为一个领跑者，精耕细作是维持优势的必须。但是作为一个追赶者，要忽略其他细节因素，必须先通过急速扩张占领市场。这个时候，在你前面的领跑者，因为组织规模过大，头重脚轻，原有的市场规模很可能被你不断蚕食。

速度为王，这是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在世界制造业史上最伟大的一次实践，这也是中国制造思维中的精华。

现状之二，是中国的机会太多了。因为这三十多年的急速奔跑，中国出现了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就是新旧两个时代的并存。我们这一代人注定要被历史铭记，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都处在新旧时代交替的地平线上，既看到新时代的朝阳，也目送旧时代的黄昏。

在这样一个短短三十年就从工业1.0飞奔入工业4.0的大时代里，永远有新的更有价值的社会分工出现，而人的协作却跟不上技术的发展，投资机会太多。所以，那是一个创业家的乐园，而不是一个工匠的田园。

社会的机会很多的时候，大家自然追逐新机会，不可能把时间消耗在一件产出低又可能随时被替代的事情上。如果你看了《古惑仔》后心血来潮，非要跟自己较劲，耐住寂寞，十年磨一把绝世好刀，只是等到宝刀出鞘准备纵横江湖时，发现大家早跑到乐视网看《太子妃升职记》去了，逗比卖萌成了社会主流，谁还跟你舞刀弄剑啊。

是时候追求工匠精神了

中国制造业缺乏的工匠精神，在互联网行业中却非常普遍。中国的互联网产品经理对于产品的追求已经到了“极致”的地步，每一个键每一个位置都要经过十几版甚至几十版的迭代，连美国互联网界都不得不承认中国互联网产品的用户体验并不逊于他们。

但是请注意了，这些互联网产品可都是免费的！所以精益求精这件事本身，和价格和利润并没有正相关的关系，它是由竞争的标准决定的。在开放的互联网行业里，用户用脚投票，你体验不好就没人用。而在相对封闭的制造业里，用户体验好不好显得没那么重要。

强调工匠精神是有条件的，在不同的时期你的需要也不同。比如，在企业早期的时候，你要快速地去了解用户、了解市场，这时候你如果不了解你的方向，拼命地去提倡工匠精神，可能铁杵磨成针，但最后悲哀地发现这个针根本没人用。而当企业壮大到一定规模的时候，如果你继续疯狂地生长，缺乏工匠精神，可能最后就变成了“快就是慢”。

中国现在的经济规模足够大了，发展速度也降下来了，是该开始追求工匠精神了。但是你会发现，这个事挺难的，因为我们始终是一个对上负责的组织结构。

一个小姑娘，早上出门前可能用一个小时的时间给自己化妆，精描细绘，但是到了公司处理工作时却会敷衍了事。同样一个人，有时有工匠精神，有时就没有，因为脸是她自己的，而工作是为老板的。

工匠精神为什么不叫工人精神？因为工匠是有独立人格的，对自己的产品负责，同时享受精益求精的成果，所以他重视细节。而工人是对领导负责，他只关心领导关心的事。领导恰恰是最不可能关心细节的人，这是职位使然，管的人和事太多，他必须更关心方向。你只对领导负责，不关心实际，只揣测“上意”，必然会形成浮躁、短视、投机的心理，这是制度使然，无关人品。

汉朝时，我们的人才选拔制度叫“举孝廉”，可是“孝廉”不好判断，最终的结果就是，谁家总是当官的，谁就够得上孝廉，例如出身四世三公之家的袁绍。

锻造工匠精神的道理是一样的，因为它是德，而不仅是才。德只能主观理解，不能客观判断。你以德为标准，而不是以才为标准，最终的结果一定是流于形式。

仅靠道德感化和形象宣传，无异于“在宇宙中心呼唤爱”，形式大于实际。而德国和日本这样的工匠国家，我们与其说它们有工匠精神，倒不如说是一种工匠习惯，这个习惯是由一整套高标准的工匠制度和对违规者的严厉惩罚构成的。这就是为什么当年仅一墙之隔，西德以高品质闻名于世而东德却乏善可陈的原因。以主观的“德”为社会标准，立法不严，选择性执法，肯定建立不起工匠制度，不会有工匠习惯，更不可能有工匠精神。

今天我们真正要学的是工匠制度，用制度养成制造业的工匠习惯，再把工匠习惯升华为工匠精神。

制度——习惯——精神，这是中国制造“文艺复兴”的必由之路，锻造工匠精神首先必须依靠制度。

别用工匠精神的浪漫，掩盖工匠制度的缺失。

（作者系工业4.0创新研究中心顾问、中华海归青年协会创投委员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