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性和经济学价值的
真诚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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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W·W·罗斯托《经济增长理论史：从大卫·休谟至今》
⊙毛志辉
在美国人眼中，罗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1916-2003）既是经济学名家，又是成功的政客。他提出的“经济成长的阶段划分”虽然引起了学界极大争议，却赢得了肯尼迪政府的青睐，尤其他的经济起飞理论，让他由学者成了能左右对外政策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
事实上，作为发展经济学先驱之一，罗斯托在治学上还有另一大贡献——对经济学说史的研究。他在学术生涯晚期致力于探索经济增长理论史，最终形成了一部厚重的《经济增长理论史：从大卫·休谟至今》。这与那部享誉世界也饱受指摘的《经济成长的阶段》，成了他毕生学术研究的“双子星座”。
在《经济增长理论史：从大卫·休谟至今》中，罗斯托根据经济思想史不同阶段的不同特点，将自18世纪上半叶至20世纪末的两个多世纪左右的时间分为三段，分别加以考量。全书第一部分，他考察了大卫·休谟、亚当·斯密、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大卫·李嘉图、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和卡尔·马克思六位古典经济学家。在长达一个世纪中，经济学家们特别关注经济增长，都把经济增长置于其分析研究之核心；他们也都深知，经济绩效不可避免与社会性质相关联。这就使得他们的研究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和传承性。罗斯托以这六位关键人物作为主角，并辅之以政治、经济领域的其他一些重要角色，呈现出古典时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图景。
到了19世纪后半期，有关经济增长理论的话题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从1870年到“二战”爆发，是“增长理论的边缘化”时期。罗斯托认为，那段时期，重要的发展经济学家只有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其他经济学家虽不乏严肃处理经济增长问题者，但大多只是将经济增长作为研究的一部分。因此，在第二部分中，他为马歇尔专辟一章，而其他各章则围绕着特定的主题（如人口与劳动力、投资与技术、经济周期等）展开。
1945年以后，经济学领域开始展开各种专业化细分，所关注的焦点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转移，经济增长的分析也逐渐回到舞台中央。罗斯托将这一时期归类为三种相互独立的经济增长分析，即形式化的增长模型、经济增长模式的统计分析、对发展中国家的讨论与政策建议，从中也可看出，在眼花缭乱的专业化运动中，经济增长分析并没能回到具有广阔包容性的古典模型上去。他试图向读者说明，每一类经济增长分析是如何演进的，并对每种方法的优劣短长做出评价。同时，他也专辟一章，简要介绍了他自己的经济增长理论及其在实践中的应用。
在全书第四部分，罗斯托讨论了经济增长理论的两个“终局问题”：对经济增长，我们还有什么不知道的？“我们处在‘何方’？”
作为一部全面论述18世纪以来经济理论增长史的著作，与其他论述经济史或经济增长理论史的著述相比，罗著在内容架构、研究方法和写作风格上都具有鲜明的特性。罗斯托秉承了大卫·休谟以来伟大经济学思想所崇扬的价值，全面系统地阐述经济增长理论发展的脉络及其代际传承，试图提供一份对学习者、研究者都具有指导意义的地图册。
罗斯托深度关注历史上出现过的具有典型意义的经济增长理论，而对经济学家们的其他方面则很少涉及。以马歇尔为例，罗斯托仅论述了马歇尔无法回避的长期经济运行和经济增长问题，而凯恩斯则曾列举过马歇尔的七大杰出贡献，即使在讨论经济增长理论时，罗斯托也只着重分析经济学家们理论研究中的那些关键变量和问题，而不详尽阐释他们对经济增长的看法。他所关心的，是经济学家们观察问题的视角，而不是他们学说的本质或起源，更不会对经济学家的是非曲直加以置评，这就使得全书保持了客观、严谨的研究立场和态度。
在呈现历史上的各种经济增长理论时，罗斯托有着清晰的逻辑脉络，虽然绝少使用数理方法，但其简洁明快的语言已足以阐明每种理论的前提假设、核心变量和逻辑结论。同时，基于自身多年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丰富经验和阅历，他将人、复杂性和过程等非经济因素纳入发展学说的考虑范围，扩展了研究的内容和意义。
与马歇尔相类似，罗斯托让经济学成了生物学意义上的科学，而不是新牛顿主义意义上的学科。他认为，相比于构建一个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增长理论或模型，提出一种对经济增长过程的理解会是一个更有意义的目标。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何以他在这部著述中对哈罗德所开辟的数学术语的阐述及形式化的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兴趣如此冷淡，而在全书第三部分所讨论的九位先驱中，对人类动机的复杂性和不同社会及其文化间深刻差异都有着清醒认识的阿瑟·刘易斯，则备受他的肯定。
罗斯托也推崇将历史和经济学理论相结合的方法。一方面，他致力于运用经济理论来阐释历史，进而阐释相当描述性的制度领域；另一方面，他致力于探求历史上经济和社会非经济部门之间复杂的交互关系。作为一种学术上的指导思想，这一点也明确地体现在《经济增长理论史》中。事实上，纵观整个20世纪，历史学家对经济增长的关注显著超过经济学家（如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中就包含了大量此类内容），或许也正因此，罗斯托深切感受到对历史的关注能带来有关经济过程和经济理论的更深刻的洞见。
罗斯托追溯经济增长理论，不在于罗列有关经济发展的原创思想，而是尝试以“理解之同情”来讨论诸多经济学家的思想及其特点，同时并不隐藏自己的观点。如学界一般认为，李嘉图从资本主义分配原则出发，对经济增长的前景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十分悲观；而罗斯托则认为，李嘉图的哲学观根深蒂固，对英国的未来则是系统的乐观，这种乐观直接来源于李嘉图自己的经济增长对变量的分析。罗斯托认为，萨缪尔森的主要兴趣不在于发动一场有关方法的论战，而在于要把严格的数理方法应用于他那一代所继承的经济学主体理论；同时，罗斯托也对萨缪尔森“致以同情”，因为他违背了弗朗西斯·培根的告诫：“自然的微妙远超出论证的微妙很多倍。”在讨论汉斯·辛格福利经济学的技术论点时，罗斯托引用贝拉·贝拉萨和刘易斯的相关论述，直截了当地指出辛格未能考虑到国内贸易条件的恶化及农业发展和工业发展是紧密依赖的。
不过，罗斯托的“理解之同情”还是有限度的。熊彼特是20世纪上半叶唯一全面关注经济增长理论的学者，可罗斯托并没有给予足够重视，尽管罗斯托承认，熊彼特青年时期完成的《经济发展理论》“是1870年至1939年间出版的少数几部重要理论著作之一”，但他觉得熊彼特“没能发展出一套完整的动态增长理论”，这多少显示出罗斯托略显片面与苛刻了。
对政治经济学古典传统的褒扬与追怀，是贯穿《经济增长理论史》的一条主线。在考察了1945年以来的经济增长模型后，他看到，几乎所有在增长模型方面付出努力的经济学家均不认为，阐明过去、现在以及未来有关国家增长的大问题以及前景是他们的使命，他们仅仅致力于澄明某些非常有限的专业问题，抑或只是纯粹为了好玩而加入象牙塔里最时髦的游戏，而这在任何科学里都是毫无价值的动机。这让他很遗憾又很痛心。他为此呼吁弘扬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所搭建的宏大且富有原则性的政治经济学传统，重新思考“那些应该贯穿始终，成为所有国家法律之基石的一般原理”，重新认识人类的首创精神和竞争，重新明确“我们是为了更崇高更伟大的目标而杂耍”……
或许，罗斯托对人性和经济学价值的真诚反思，正是这部专著的最重要价值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