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未来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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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 铭
在无数次授课或者讲座之后，常有人问我，难道你说的这些，政策制定者们不知道吗？于是，我常常反问，你们有没有觉得在听完我说的这些之后，你们的一些看法改变了？学生和听众们纷纷点头。你看，你们大多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还是会发现，对很多社会问题，你们的先入之见并不正确，那么，你们认为政策制定者或老百姓会更高明、更明白这些道理吗？我能做的，只是把真相告诉你们，慢慢改变人们的一些看法。
但我知道这很难。中国的问题，一向有两种原因：一是不明白；二是装糊涂。如果只是不明白，还好办，那就说道理、摆事实。难的是，如周濂那句流行的话一样，“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公共政策，往往事关切身利益，装睡的人也不少。说道理、摆事实也都不行。这时常让我气馁，我甚至觉得，有时候我们难以突破自己的局限只是因为固守着某种身份给自己带来的利益，而我们之所以安然于此，只是因为某种无知，让我们觉得自己得益于不公正的政策是理所当然的。于是，在2013 年的除夕之夜，我给未来写了一封信：
未来，你好：
新春敲门了。爆竹一响，再坚硬的心，都会变得柔软起来。此时，所有许下的心愿都庄严而美好。未来，我想给你写封信。
如果说这个时代会留下一个特别印记，我相信，那一定是春节期间涌动的人潮。再过20年，最多30年，不会再有那么多人把返乡过年当作一个仪式去完成。我忍不住想，未来，你会看到中国走过一条怎样的道路？
回想这些年来，我们这些读书人写了不少文章来呼吁城市化和农民工市民化，效果有一些，但仍然困难重重……
我相信我的这些听众、学生、朋友和同事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我也相信，在生活中，他们都是善良而勤奋的人。也正因此，我才觉得，连他们都只是习惯性地考虑自己局部的利益，而忽视全社会的公众利益，这是非常令人失望的。我想，使得我们的国家仍然有着全世界最为严重的城乡分割问题的原因，在根本上，无非就是惧怕人口流动产生的对于既有城市居民利益的冲击吧。可是，更自由的人口流动就真的那么可怕吗？难道目前由户籍制度所造成的一系列发展困境就不可怕吗？其实，让农民工融入城市，对于城市发展和整个经济的健康运行都有好处，对于这些，我已经说了太多。如果理性的分析敌不过情感的诉求，那就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共和国60多年的历史。
在长达30多年的计划经济年代，中国一直是在以压低粮食价格的方式来降低城市生活成本，保证工业部门的资本积累，有学者估计，通过这种方式由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了大约5430亿元的农业剩余。由于城市偏向于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创造就业能力不足，加上“文革”期间生产停滞，于是，当城市青年就业压力难以承受时，有1600多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至于土地，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面积急剧扩张，农村土地被征收为国有后用于城市发展，而相应给农民的补偿是以农产品的价值为基准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征地之后土地增值部分的收益分配中，农民拿到的补偿款，只占整个土地增值收益中很少一部分。这种状况，实际上是以压低对农民补偿的方式增加了城市发展的投入。当然，必须得说，这种状况近年来改善了很多。
再来说说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城市居民的教育、医疗和各种公共服务获得了大量的财政补贴，而农村居民的养老和医疗保障基本上是片空白，农村地区的教育经费基本上自筹。这种经济政策严重的城市倾向直到近十年才逐步得到改变。
我总认为，无论如何，地区间和城乡间的矛盾应该不至于像民族或种族矛盾那样难以解决。我相信，中国也一定能实现公正而有效率的发展。有无数的人在为之努力，我们应该看见：新春来了，有人在为农民工办自己的春晚；有农民写了质朴的诗，出版社为他出了诗集，并且有音乐家为其谱上了曲；小崔（永元）在为农民工的子弟学校而呼喊，在央视谴责随意关闭学校的麻木的人们……
作为一个“职业读书人”，除了文字，没有其他的力量。但我相信，每一点努力都能改变一些，哪怕只是改变一个人，让他能拆除心里的那些樊篱。
这是我写给未来的一封信，信里有我关于未来的愿望。我相信，在这资讯畅通的年代，所有善良的愿望都会被传播，即便没有贴邮票，即便根本没有投递的地址。
世界必须是美好的。就让这个愿望，“哪里会有风，就飞多远吧”。
（本文为作者为《大国大城》所写的代后记，本报略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