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走多远，经济增长就能走多远

(上接12版）

其次，要高度关注在投资持续下降时期，过剩储蓄对金融市场和资产价格的冲击，努力维护金融市场和资产价格的稳定，稳定人们的消费预期。消费加快增长，投资增速下降，对应的要求是社会储蓄率的下降。然而，三十多年的经验表明，居民储蓄的增长具有刚性，并不随利率下降而下降。投资下降了，社会储蓄下不来，就会出现社会资金过剩，有效资金需求不足的现象；就会出现资金泛滥，冲击资产价格，社会投机氛围浓厚。我们绝不能走以刺激房地产价格来推动房地产发展的道路。我国对居民工资收入实行税率较高的累进所得税，对各类投资性财产收入则实施过轻的所得税，同时个人所得税又不以家庭整体收入来计算，使得大量投机性财产性收入得以避税。对高工资阶层课以最高45%的所得税，对房屋买卖的差价所得只征收20%的所得税，还可以因时因地因政策加以减免，一套房子动辄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元的买卖差价所得竟然可以用各种方法避税，这使得近十年来居民最大的财产性收入——房屋买卖的投机性收入几乎是免税的。杠杆加免税，使得全体国民对房地产投资趋之若鹜，推高了房地产价格。高房价、高房租和过高的间接税，推高了商品和服务的价格，造成了与居民收入水平极不相称的过高商品价格，商品制造大国却不是购物天堂，大量消费购买力外流。部分中心城市形成了未富先贵的现象，严重抑制了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热情。各地房地产涨价幅度不一，主要是由于我国各城市发展不均衡、产业发展不均衡、公共服务不均衡所形成的级差地租，不取决于个人的投资能力，政府应该以税收方式对差价收入进行调节，不应让级差地租落在投机人手中，让居民住房主要体现消费品属性。如果继续纵容投机，推高房价，就会对普通居民消费产生相当大的抑制作用。

第三，政府必须充分利用手中掌控的消费资源，主动激发和引领消费。我国各级政府不仅掌握着投资资源，也掌控着大量的消费资源。各种文化资源、科技教育资源、医疗资源和生态环保资源等，主要掌控在政府手中。文化教育消费、休闲旅游消费、健康护理消费、绿色生态消费恰恰是未来我国居民的消费热点和快速增长点。政府掌控的这些消费性资源，不能一放了之，要研究如何让这些公共消费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例如，节假日中各大中心城市的家长和孩子们的活动中心已经逐渐从过去的商场和饭店，转向了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和体育中心等文化场所，文化休闲已经成了居民的消费热点。我们如果还是按照传统的观念经营和管理这些场所，就很难发挥激发居民消费的作用了。

第四，政府必须在培育居民的消费能力、倡导文明健康的消费文化、引导居民最大限度地使用消费资源上下大功夫。传统观念总认为，消费能力是人的天然能力，只要有收入，就会有消费；只要增加收入，就能增加消费。这种观念是错误的。投资需要政府的规划和引导，消费也需要政府的规划和引导。投资取决于企业的素质和能力，消费取决于居民的素质和能力。学会消费，尊重服务，是国民整体素质和能力提高的重要表现。这些年来，国人在境外的消费方式不断受到人们的讥讽，足见学会消费在国民素质中的重要作用。例如有多少农民工敢进图书馆博物馆消费，有多少居民意识到扔垃圾丢破旧沙发需要付费处理，扔旧物仍垃圾也是一种消费行为。消费需要组织、需要示范、需要倡导。我们在行政制度上的巨大优势是建立了网格化的扎根社区的基层行政管理组织，完全有能力做好居民消费的示范组织工作。那种居民有了收入就自然有消费、会消费的观念必须要摒弃。

消费是可以掌控和引领的，消费需求是可以加速的。新业态消费需要扶持和发展，传统消费潜力更大。只要我们能把政策的着力点放在全面培育消费上，消费和服务需求真正起来了，就能引导企业加速产业转型，加速推进互联网化，加速新技术运用，努力提高商品和服务的质量，整个经济也才能真正步入稳步持续增长阶段。

（作者系申万宏源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