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面临新趋势新考验新挑战
在G20杭州峰会就结构性改革达成基本共识的背景下，2016年10月29-30日，由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以下简称“中改院”）、德国国际合作机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共同主办了以“结构性改革释放增长新动力——落实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为主题的第81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暨2016新兴经济体智库年会。来自中国相关部委、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和27个省市自治区，以及美国、德国、巴西、印度、俄罗斯、土耳其、南非、韩国等国家和国际机构的专家学者参加了论坛。与会者对全球化面临的新趋势与新挑战发表了不同看法。
□胡玉杰
全球化呈现出新趋势与特点
1.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与逆全球化
司嘉丽（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20与“一带一路”特别顾问）：全球化出现了逆转。在贸易方面，比如投资、人流都出现了逆转的情况。在全世界越来越多国家，包括德国、欧洲，开始出现反对对外开放，反对全球化的浪潮。欧洲议会最近公布了一项研究，题目是“G20国家的保护主义”。已经连续6年，全球一些监测机构对欧洲保护主义进行监测，发现这些国家没有在进行贸易自由化，而是在实施保护主义。
彭森（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英国脱欧和美国总统大选有可能改变全球贸易和投资一体化进程，劳动力流动和移民等重要的制度安排，使全球的结构性问题解决更为困难。此外，全球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增大，金融市场敏感震荡，地缘政治风险加剧，恐怖袭击频发等都对全球经济造成了重大的影响。今年以来，发达国家采取的贸易保护措施增多，据WTO的报告，到今年5月，20国成员集团实施了新的贸易限制措施，平均每月20项。
弗洛雷斯（巴西瓦加斯基金会教授）：从技术层面来说，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崩溃，全球面临着不同的战略、策略选择。从社会政治环境来看，从外交到战争、到身份认同，地缘危机依然没有结束，国家边界纷争仍然存在。现阶段还没有很好的方式来解决跨边界的宗教身份认同问题。
亓玫（外交部欧洲司副司长）：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是一个比较突出的特征。当前全球经贸关系中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和不平衡性的因素在增多。政治和经济的因素交织在一起，同时，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变化也交织在一起。
朗哈默尔（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原副所长）：现在不少发达国家认为全球化不是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好了，担忧自己成为最糟糕的，这就产生了防御性的贸易保护主义。多哈谈判已经过了15年，没有任何进展，没有任何结果。全球贸易自由化和双边贸易协定，就像TTIP、TPP都没有最终得出结论。
郑京平（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贸易保护主义危害极大，因为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往往是损人不利己的双输或多输政策。就全球而言，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降低了生产要素的投入产出比，损害了全球的总福利。就一个国家而言，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也降低了自身的投入产出比，减少了自身的福利。
孙哲（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项目联席主任）：全球治理面临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盛行，从去年以来G20成员国采取了1400多项贸易保护措施，与贸易自由化背道而驰。
2.服务贸易成为全球自由贸易新引擎
迟福林（中改院院长）：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尽管货物矛盾的增速明显下降，但在经济信息化、服务化趋势推动下，全球服务业贸易快速增长。服务贸易开始成为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引擎。
夏锋（中改院副院长）：服务贸易成为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重点和焦点，服务贸易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成为国际贸易投资规则重构的焦点，成为双边区域贸易协定谈判的焦点。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对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有决定性的影响。
3.区域化与全球化并行
张蕴岭（中国社科院国际研究学部主任）：全球化大趋势不变，但会经历调整，既有反的因素，也有退的因素，重要的是需要厘清，需要反思。开放是全球化的内在助力，对一国来说，对世界来说，开放是好的，是必需的。但仅仅开放并不能解决经济发展的所有问题。发展需要综合与平衡的经济与社会政策，特别是需要实施有效的和有力的区域发展政策。
区域化是和全球化并行的一个重要趋势，区域化和全球化都要顺势发展，因为区域化可以做很多全球化不能做的事，区域化比较灵活，也比较多样，起着不同的作用。面对新的世界发展，对于区域化也有不同的考虑。例如，美国通过领衔TPP创造所谓新世纪的、高水平的开放，深入到边界内的各种政策标准问题。但是，这样一种高度的开放架构显然不适合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更没法替代WTO的多边进程。
迟福林：推进市场开放是经济全球化的客观需求。市场开放是经济转型与全球化的大趋势，是全球结构性改革面临的重大课题。
全球治理面临的矛盾和问题
1.传统治理机制存在结构性缺陷
孙哲：全球治理面临三大危机：第一个危机是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第二个危机是各国的国内政策有很多的偏见，比如说对外资企业不公平的待遇；第三个危机是反全球化浪潮、民主治理双重危机。
曹远征（中银国际董事长）：现在全球的治理机制三个支柱：第一个是联合国体系；第二个是WTO的投资贸易自由安排；第三个是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代表的，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安排。现阶段的全球治理体系全部的基础是建立在发达不发达之上，就是南北不平衡的基础之上。随着发达国家的发展，这个基础开始出现了动摇。
2.全球治理需要包容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
张蕴岭：多哈回合的长期停滞或者是失败表明世界发展的矛盾。多哈回合是发展回合，发展回合需要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环境问题。发达国家只关注推动更高水平市场开放，而发展中国家更关注综合的发展环境，事实上是开放模式的争论。前不久闭幕的G20杭州峰会非常明确地提出世界需要包容、联动性的发展，包容和联动包含着非常深刻的含义。
朗哈默尔：国际社会政治界应当结束已经停滞不前的贸易谈判，重新设定较低的目标，比如说降低关税的协议，搞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同时，自由贸易协议可能会带来经济的增长，也会带来衰退，所以要建立基金补偿衰退的损失。
世界包容性增长中的中国角色
1.“一带一路”推动世界包容性增长
姜起春（韩国济州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把亚、欧、非联系起来，在促进开发市场潜力，创造就业，提升投资，促进跨境文化、经贸往来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一带一路”不仅可以促进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还会给沿线国家发展带来更大的动力。
张蕴岭：中国不存在反全球化，也不会退出全球化，是以新的方式推动全球化发展的主要力量。中国本身将继续加大开放力度，同时，大力推动新型发展合作，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激发世界发展的新潜力，为世界增添新的发展动力。“一带一路”包括几十个国家，建设一个自贸区不是不可能。所以，我们要重点推动“一带一路”下的自贸区网络建设。
一是推动不同自贸区间的连接，在一些重要的领域推动相互承认；二是在“一带一路”下达成功能性的安排，比如交通便利化协议，签署促进投资协议。这些协议可以先部分国家谈判签署，向其他国家参与开放，也可以考虑实行“一带一路”下的商业旅行卡计划等。中国与欧盟的投资协议谈判应该加快，应该发挥先导作用。
2.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扮演着全新的角色
弗洛雷斯（巴西瓦加斯基金会教授）：我们还没有完全取代布雷顿森林体系，有一些国家希望从内部改变布雷顿森林体系，这是一个做法。但也可以建立一个新的体系、新的制度。比如说，金砖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些都是弥补性的机制。
孙哲：在全球经济治理方面中国作出了很多努力，包括改制或者是建制这两个方面的内容，比如说G20强调，推动WTO份额和人事制度变革，推动提出提款权职能和结构改革，强化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亚投行等。
曹远征：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是包容性的。允许各国有各国的方式。未来世界经济中自贸区是一个包容性的自贸区，不是非白即黑的安排。
3.中国在推动亚欧一体化上的作用巨大
苏库马（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目前反全球化的趋势在西方表现得非常明显，在美国主要是反对跨太平洋的协议以及其他的自由贸易区，欧洲也有这样的表现，首先是英国脱欧。但是不要把反全球化的趋势和亚洲等同起来，在印度、在中国、在其他亚洲的国家和地区大家是赞成全球化的。亚洲投资银行以及“一带一路”，所有这些都是中国所发起的。同时，区域国家非常支持，亚洲国家非常支持，包括印度、日本、韩国非常支持中国的重要倡议。
亓玫：中欧之间可以加强发展战略的对接，中国“一带一路”的倡议和欧洲的投资计划，现在对接得很好了。例如，我们现在已经建立了共同投资的基金，在这个基金的框架下，现在正在细化落实方案，我们已经有了7个方面的互联互通，每个方面各提7个互联互通的项目，现在已经达成了共识。
迟福林：“一带一路”在当前的抵制贸易保护主义中应当有更特殊的作用。争取到2020年实现中欧自贸区的重大突破。这有利于中欧市场的优势互补，有利于促进中欧双方的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挑战下，在欧洲一体化面临挑战的背景下，中欧自贸区有相当大的破题需求和现实性。
（本文系出席第81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暨2016新兴经济体智库年会官员和专家学者观点概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