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高增长的独特性及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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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前三季度，重庆的GDP同比增长10.7%（其中，第一季度10.7%，第二季度10.6%，第三季度10.7%），连续十一个季度在全国排名第一。究其原因，从供给维度观察，是政府投资引导的产业结构调整。从需求维度观察，是围绕比较优势产业进行的融资创新。从空间维度观察，是集约化和角色化产业的空间布局。
值得注意的是，重庆经济发展模式的成功，离不开两个约束条件：一是外部条件，如国家级的“两江新区”，成渝大城市群和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示范区等；二是内部条件，如大城市和大农村组成的城乡二元化结构，劳动力资源禀赋优势等。
□藏波 杨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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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供给维度：政府投资引导产业结构调整
第一，依靠政府投资培育边际生产效率高的“十大产业”。
在引导经济增长所需要素投入构成的复合函数当中，投资尤其是政府投资，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环。但相对于市场来说，政府“自上而下”科层制的信息收集和处理特性，决定了其进行资本投入的天生滞后性，所以政府投资往往被视为是宏观经济运行的同步或滞后指标。但政府规划投资却是实实在在的先导指标，先导性的强弱则决定于政府规划的前瞻性程度。
以产业投资为例，若政府的规划投资方向为中长期（如5-10年）内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那么随着规划投资的落实，政府投资将表现为对产业结构的优化效应，如美国的“西进运动”，而重庆的政府投资正是这样一种方式。
2013-2015年，重庆工业利润保持了年均20%以上的高速增长。2016年1-7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1%，比全国高出11.2个百分点。这主要得益于重庆2014年开始着力培育的“十大战略新兴产业”，具体为：电子核心部件、物联网、机器人及智能装备、新材料、高端交通装备、新能源汽车及智能汽车、MDI及化工新材料、页岩气、生物医药、环保产业。
这“十大产业”均位列我国年进口商品种类的前50位，国内需求较大，且在边际生产率上具有比较优势。在投资来源上，重庆政府出资250亿，16个国内有影响力的投资者（如中国人寿、国开行、中国社保等）出资550亿，共同建立800亿规模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同时，为配合战略新兴产业的不断壮大，重庆还增加了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方面的投资。
相比之下，除2013年上半年之外，重庆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投资在观测时间段内均保持高速增长势头，而其他直辖市的该项投资在进入2015年之后就进入了下行通道。据2016年上半年的《重庆市上半年统计公报》显示，十大战略新兴产业累计实现产值1291亿元，同比增长36.6%，对工业产值增长的贡献率为37%。其中，生物医药产业贡献最大，同比增长17.7%，其次是环保产业，增长16.3%。可见，重庆的战略新兴产业已经成为提升工业产出的“主力军”。
第二，依靠IT组配等劳动力和技术密集型企业的进驻拉动就业。
2009年随着“惠普（重庆）4000万台电脑生产基地”和“富士康（重庆）产业基地”两个重大IT组配项目的入驻，广达、英业达、华硕、宏碁等大型电子产品工业企业也趁势进入，由此形成了年产值5000亿（2015年）全球最大的笔记本电脑产业集群。大型劳动力和技术密集型企业的进入为重庆提供了充足的就业保障，2015年重庆笔记本电脑企业招工量为24.6万人，配套企业招工为10.5万人，这意味着IT组配产业拉动了35万人的就业，2016年该行业预计将拉动32万人的就业。
图表显示，通信设备和计算机制造业的产值增长曲线，与该产业和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增长曲线呈现出同步波动的态势，且产值增速平均是就业人数增速的10倍左右。也就是说，产值每提高10个百分点，才能拉升1个百分点的就业。
需说明的是，产值增长曲线之所以在2011年表现为波峰，主要源于时滞效应（2009年惠普和富士康产业基地才开始投资建设）。2011年之后，无论是产值增速，还是就业水平增速，均呈现出波动下降的态势。这也说明依靠IT组配产业引入来拉动就业的效应是边际递减的，但仍是平均增加的，这一方面有利于规模化的、熟练的产业工人的培养，进而增加地区的人力资本存量；另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居民实际收入水平，进而增加地区的总需求。
第三，产业生命周期下的梯度拉动效应。
制造业产值的增加将引导企业部门和家庭部门需求的增加，其中，企业部门需求的增加又会进一步增加资源要素的需求，如采矿业和能源产业；家庭部门需求的增加则会产生两方面效应：一是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二是增加制造业本身的需求。所以，制造业产值的增加有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是个不争的事实。图表显示，重庆制造业产值的增加领先于采矿业和公共产品供给行业1-2年左右，且制造业产值的增加或下降均将对后两个行业产值的增加或下降产生“放大效应”。
1966年，蒙德·弗农（Raymond Vernon）提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1978年，梅基（S .P. Magee）和罗宾斯（N. T .Robins）提出了行业生命周期“三阶段”理论：要素依赖的初期，技术创新的中期和技术外溢效应的末期。目前，中国的产业基本处于生命周期的初期和中期，很少有企业处于依靠技术外溢获取红利的末期。
从制造业内部来看，在制造业发展的生命初期，依赖资源和能源要素的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对制造业整体的拉动效应较为明显，具体表现为电气机械行业的产值增长曲线位于制造业之上，且领先于制造业波动；但随着技术的进步，传统的电气机械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在逐步丧失，在制造业发展的中期，技术创新性产业就成为拉动制造业增长的主要动力。
幸运的是，重庆就是在制造业需要由生命周期初期过渡到中期的时间窗口，引入了技术密集型的通信设备、计算机和电子设备制造业。通信、计算机等产业产值的增加对制造业产值的增加具有先导效应，其领先于制造业1年左右，但前者需增加约10-15个百分点，才能拉升1个百分点的制造业。
2．需求维度：围绕比较优势产业进行的融资创新
第一，基建领域的PPP模式。
自2014年开始，重庆便率先在全国以每年大约1300亿元的规模持续推进PPP项目，主要涉及高速公路、桥梁隧道、水利设施、市政工程、智慧城市等基础设施领域，并计划至2020年，PPP投融资总额达到8000亿规模，接近“十三五”基础设施投资计划总额的一半。
以轨道10号线过江通道——曾家岩嘉陵江大桥——为例，总投资超过30亿，项目建设期为3年，运营期20年，运营期满后移交地方政府，运营期间，投资方将通过收取“影子通行费”、大桥广告经营权、管廊租赁经营权回收成本并获得经营收益。其中，“影子收费”是重庆的首创，其具体指：道路使用者在经过道路或路口时不直接收费，而由政府按其交通流量大小和银行5年期贷款利率的变动情况动态调整，定期（通常为每年）向提供道路投资公司支付使用费。这里交通流量是通过桥梁或道路两端的设备监测得到。
在PPP模式当中，民间投资或社会企业最为担心的是政府和企业在契约关系上的不对等，其实在PPP模式当中，政府承担委托人的角色，民间投资者承担代理人角色，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之下，代理人很容易在项目施工和管理中产生利己动机，若该动机与委托人利益诉求有偏，使得委托人的利益受损，那么损失部分就是该契约关系中的道德风险成本（moral hazard costs）。
而重庆独创的“影子收费”操作，其实是政府以支付风险贴水（risk premium）的方式，缩小了委托—代理契约关系中的道德风险。由于“影子收费”，代理人经济收益是按照桥梁或道路通信量来收取的，建设者势必以保证桥梁或道路通行质量的方式来增加这部分收益，而增加基础设施质量正是政府的利益取向，也就是说，增加“影子收费”将在利益诉求上，形成民间投资（或社会企业）与政府间的激励相容。这种看似政府补贴民间投资者的操作模式，实质上是作为委托人的政府为保证工程质量，需支付给代理人的风险贴水。
从具体数据来看，2014年重点推出PPP项目之后，重庆市的民间投资在2015年和2016年前三季度均保持了高速增长。2015年一季度，重庆民间投资增速与全国和西部的差距为3.4个百分点和7.2个百分点；而在2016年三季度分别扩大为9.8个百分点和10.3个百分点。需说明的是，2015年一季度之后，全国进入了“资产荒”时代，能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吸引大量的民间投资进入基础设施领域，重庆的PPP模式无疑是极具积极意义和示范效应的。
第二，政府主导下对高新、轻资产企业的直接融资。
技术创新是有成本的，且创新在知识产权界定不明晰的情况之下，是一种具有充分竞争性和有限排他性的“准公共物品”（quasi-public goods），这很容易产生其他企业通过模仿攫取创新成果的负外部性，这种负外部性的解决就需要政府来予以规制，要么做好事前的产权界定，要么对创新企业进行事后的经济补贴。
另外，高新和科创等小微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存在差异性，其融资方式应同时体现多样化和针对性。重庆政府主导建立的“企业融资平台+股权投资链”的方式不仅解决了创新所产生的负外部性，而且较好地满足了科创企业在融资方式上的要求。其中“企业融资平台”主要针对盈利前景明确和技术创新潜力较大的企业，平台整合银行、担保、保险和创投等资源（如2015年引进的国内首家主营科技融资租赁业务的“华科公司”全国总部），集科技金融网络平台、金融产品服务、金融中介服务、信用评价等多项服务功能，从而应对小微企业和创新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融资需求。同时还于2015年修订了《科技型及优质成长型中小企业融资平台管理办法》，进一步扩大融资范围，简化审批流程，新开发“银政通”、“租赁通”等融资产品，进而降低企业贷款成本。
与此同时，重庆市构建了“股权投资链”，通过财政杠杆服务创新创业。对于盈利模式暂不明朗，但技术创新前沿的企业，“创业种子投资基金”负责提供资金支持。该基金由“重庆高新区服务中心”与“重庆创业种子投资引导基金”共同出资成立，首期规模5000万。基金由“重庆育成发展有限公司”负责具体运营，主要以公益参股、免息信贷两种方式支持落户高新区的创业团队，以及成立不超过3年的种子期创新型小微企业。在“企业融资平台+股权投资链”的直接融资模式之下，截至2016年4月末，重庆新增直接融资1060.5亿元，累计发行各类债券1117.8亿元，增长2.6倍，产业引导基金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基金已累计完成投资180.1亿元，带动社会投资达748.2亿元。
第三，“渝富”和“渝康”——资本运营和管理的双轮驱动。
在经济下行和“去产能”的双重作用之下，国企面临利润率下降和不良率提升的困境。为应对此形势，2016年7月，重庆专门负责国企重组及处置金融等不良资产的“重庆渝康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由此，形成“渝富”（重庆渝富资产经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和“渝康”两大平台分工协作，资本运营和资产管理“双轮驱动”经济发展格局。
在资本运营和资产管理“双轮驱动”的发展格局之下，重庆金融机构呈现多元化和专业化的增长态势。2014年以来，重庆已经新增金融租赁、消费金融、财务公司等10类30个新牌照，金融机构的聚集辐射能力不断增强。同时，重庆的金融输出和投资收益能力也不断增强，地方法人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已经在全国30个省市设立一级分支机构60余家，其中，商业银行以占全国1/49的资产实现了1/37的利润。
金融创新可以为实体经济提供支撑，但脱离实体经济的金融空转也可能在资金需求层面对实体经济形成“挤出效应”。图表显示，从增速来看，金融业与制造业的相互关系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13年3月至2015年3月，重庆金融业的增速始终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同期制造业增速也大幅领先于全国平均水平。第二阶段为2015年3月至2016年3月，该阶段全国的金融业出现大幅上涨，但制造业增速明显下行，“资产荒”下大量流动性带来的金融空转迹象明显。同期，重庆金融业的增速却小于全国平均水平，重庆的制造业增速也出现了明显下滑，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重庆金融与制造业的强关联度。第三阶段为2016年年初至今，重庆的金融增速再次显著高于全国水平，且二者差距不断拉大，重庆的制造业增速也相应上扬，这再次佐证了重庆金融业和实体经济互惠共生的相互关系。
同时，我们注意到，在第三阶段，重庆的金融创新呈现出新特征，即积极顺应外向型经济发展对金融结算的需求，大力发展离岸结算、跨境人民币结算、跨国公司总部结算、跨境电子商务结算、要素市场结算等五大金融结算业务。2016年上半年，离岸金融结算累计达4000亿美元。累计引进外资超过100亿美元，外资机构总数126家，其中外资银行17家，位居中西部第一。
此外，为防止金融脱离实体经济盲目扩张，重庆还推出了“金融风险负面清单”。2016年7月28日，重庆市政府发布了《重庆市关于进一步加强要素市场风险防控工作的通知》，督促各项要素市场依法合规经营，促进行业持续健康发展，明确了不得开设网络借贷中介公司（P2P），不得高息揽储、无固定对象乱集资或违规建立资金池等16项负面清单。
3．空间维度：集约化和角色化产业的空间布局
第一，固有地貌框架下的“五大主体功能区”。
重庆市典型的“山城”，山地和丘陵占比达到了70%，这在塑造重庆人如山般厚重而硬朗的性格之外，还赋予了重庆不同功能组团相互勾连的地区经济发展格局——“五大主体功能区”。其中，“都市核心功能区”是高端要素集聚区，辐射作用强大；“核心拓展区”是科教、物流中心、综合枢纽和对外开放重要门户，先进制造业集聚区；“城市发展新区”是新经济增长极，川渝和渝黔区域合作共赢先行区；“渝东北生态涵养发展区”是长江流域重要生态屏障；“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是武陵山绿色经济发展高地。
其中，“都市核心功能区”、“核心拓展区”和“城市发展新区”构成了由中心向外围逐渐扩散的经济地理发展形态，理论上符合克里斯塔勒（W. Christaller）提出的“中心地理论”，即级差地租、劳动要素成本、原料运输费用和消费者偏好共同构成的梯度成本，该成本决定了中心区、拓展区和外围区不同的产业布局形态。
从现实情况来看，相对于其他形式的产业功能安排，重庆的这种空间安排一方面更有利于技术和资本的外溢，另一方面更容易满足不同偏好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诉求。如对于金融业，需要集聚具有消费能力的消费者，所以，重庆的都市核心功能区就成为金融业的集聚区。再如工业，其生产者布局的决策函数通常包含原材料运输成本和劳动力成本这两个变量，而这两个变量通常在中心区外围具有价格比较优势，这也是重庆的核心拓展区和城市发展新区主要是以第二产业为主的原因。
第二，两江新区：产业、资本和市场的巧妙结合。
“两江新区”是中国内陆第一个国家级开发新区，是继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之后，由国务院直接批复的第三个国家级新区。重庆在建立和发展“两江新区”的过程中，并没有重复其他工业园区单纯依靠土地和税收优惠来实现招商引资的模式，因为该模式极易产生“土地财政”推高地区商品房价格，以及增加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负面影响。相反，“两江新区”采取的是以“整机+配套”、“资本+股权”、“资源+项目”、“金融+市场”、“订单+政策”的招商引资模式，将产业发展、金融资本和市场需求巧妙结合，可以说政府很好地扮演了“守夜人”的角色。
具体来看，“整机+配套”是通过上中下游产业链集聚，整机企业和零部件企业集聚，最大限度减小内陆地区物流制约。如长安等汽车产业就引入了发动机、变速器、制动系统、转向系统、钢板、轮胎等一大批关键零部件配套企业，本地配套率超过了70%。“资本+股权”指新区通过股权投资的方式为企业融资。“资源+项目”是新区通过整合全市汽车产业资源，充分发挥产业集聚的吸引和外溢效应。
如今年9月，新区就与力帆、小康等企业共同发起设立了新能源产业发展公司，以租赁的方式把新能源汽车推向用户，为制造工厂及运营公司提供充足的发展资金保障。“金融+市场”指新区将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融合发展，通过产业引导基金、股权投资、平台建设等方式支持产业发展。如设立的200亿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就是这样的一种模式。“订单+政策”模式主要针对通用航空产业，新区成立了通航融资租赁公司，让飞机运营出去，既吸引了企业，又解决了产品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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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是“模式”还是“范式”？——推广度的讨论
“模式”仅是一种方法，而“范式”属于科学共同体的一种约定和一种范例，这里我们选取二者的狭义定义，认为模式和范式的主要差别在于适用范围的不同，即前者仅适用于某一地区，而范式则适用于广泛地区。为了更好地判别重庆经济增长方式到底是模式还是范式，我们将“范式”简单模型化为：F=rf（L, R, C, H），其中，F表示范式，r表示制度创新，f (·)表示生产函数，L表示劳动力要素，R表示技术创新，C表示实物资本，H表示人力资本。从实际效果来看，似乎重庆在F的各方面均表现良好，应该是一个不错的“范式”，但此判断稍显草率，原因是忽视了此函数成立的“约束条件”。
首先是外部约束条件，重庆具有一些其他地区所不具有的政策优势，如国家级的“两江新区”，成渝大城市群和长江上游经济金融中心的国家战略定位，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示范区等。其次是内部约束条件，即重庆市自身所具有的“地方特色”，如大城市和大农村组成的城乡二元化结构，劳动力资源禀赋优势，包括上文分析的山地地貌特征下更易形成的组团式产业结构等。而这两方面约束条件显然并不是其他城市或地区所具备的，由此可知，重庆的经济发展经验仅可归结为“模式”，而非“范式”，但重庆模式同样具有一定程度的推广性，推广的参考就是内外部约束条件相似或相近的地区。
2．是“规制型”还是“自发型”？——政府和市场边界的讨论
对于市场和政府的边界问题，可以通过企业为什么存在来反向观察之。科斯（Ronald H. Coase）认为企业之所以产生并长期存在，是因为企业内部科层制中指令性的资源配置方式比市场更有效，即产生的交易成本更低。如果企业内部指令性的资源配置方式较市场低效，那么企业的这部分业务就应该“外包”给市场来做。科斯的观点在界定政府和市场的边界上同样适用，“政府为主”还是“市场为主”关键是看这两种组织形态在资源配置方面产生的比较成本，若政府机构产生的指令性配置方式比市场有效，那么就应该是“政府为主”，反之，交由市场。
举个例子，在“地票”产生之前，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权属边界，如宅基地边界的勘测和后期复垦为耕地的质量检测就应由政府主导，若假设交给市场，那么企业一定会在最大化经济利益的驱使之下，有意增大区位较好宅基地的勘测面积，同时压缩耕地复垦的费用，那么耕地质量就会受到损害，而这后期引发的农户纠纷和社会福利损耗，就是市场配置生产的交易成本。
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明确政府和企业的行动逻辑，由于市场具有信息优势，在竞争机制和供求机制的作用下更容易形成市场出清的均衡价格，但同时也容易产生交易信息的冗余。有助于交易的“好信息”和扰乱交易的“坏信息”会统统进入市场当中，而“坏信息”就引发市场失灵从而增加交易成本。所以，政府行动的逻辑是在“坏信息”增加交易成本，或使得交易无法完成之时，用其自身的声誉效应充当信息有效性的第三方，进而缩短交易双方信息交换的距离，进而促成有效的交易。
重庆当前的经济发展模式虽然仍属政府主导的“规制型”，但其正在往通向“自发型”的路上不断努力。如政府投资带动下的产业结构调整，目的正是培育规模化和园区化的企业创新环境，以及强化投资的外溢效应。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PPP模式，也是由政府在契约关系的约束下，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城市建设，分享城镇化红利的做法。政府创新的“地票”制度，是将农村居民沉淀的资产资本化的做法，该做法赋予了农村居民更多的城镇化发展红利。
（作者单位：中国工商银行城市金融研究所。本文系作者观点，不代表所在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