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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卖新闻》2017年3月15日社论

美国贸易政策

要与国际原则背道而驰吗？

但与自身利益不相符时，便无视国际贸易原则，采取单边对抗措施，这是极其自私自利的态度。力主“美国第一”的特普朗政府的贸易政策方针正愈加愈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在年度报告中明确表示，如果世贸组织（WTO）的决定有损美国利益时，将不予执行。

WTO协定是为了促进世界自由贸易而制定的，美国如今宣称的方针等于将违背各国超越利害关系长久以来遵守维持的贸易秩序。然而，发生贸易纷争时，向WTO提起诉讼最多的则正是美国。

这份年度报告还提到了如果生效很有可能违反WTO规则的美国贸易法301条款，该条款规定美国将会对贸易国实行单方面的高税收制裁。美国这个高税收制裁政策是在日美贸易摩擦中频频发挥作用的“传家宝刀”， 克林顿政府就曾对日本产高级汽车征收了百分之百的关税。

特朗普政权必须正确把握贸易的实际状况。美国在向WTO提交的意见书中，批评日本汽车市场存在非关税壁垒，农作物高关税也是个问题。但无论哪项指责都站不住脚。日本并未对进口汽车征收关税。美国所列举的日本车检制度也并未针对某个特定国家，欧洲汽车在日本的销量有着不错的记录。

美国真要改变贸易大幅逆差的局面，需要做的是在商品开发、销售战略及吸引世界消费者方面多下工夫，而不是制定单边贸易政策，与国际规则背道而驰。（庆奇昊 编译）

《金融时报》3月17日文章

一个盲点掩盖了金融的危险信号

传统观点通常会将低利率归咎于两个原因：或央行故意推低利率以实施定量宽松政策；或受到“长期停滞”的诅咒。哈佛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认为，全球经济正遭受总体需求的结构性下滑。这样，低利率或负利率就成了一种结果，也成了投资者预期未来经济低迷的信号。

然而，国际清算银行顾问申铉松却提出了别样的观点，他认为我们被误导相信了低利率的“信号力”，误以为低利率是出于对经济长期停滞的恐慌。申铉松认为现代经济学家有个关键盲点：倾向于忽视金融系统真正运转方式，将低利率归咎为实体经济，而不去看金融本身。“长期债券收益”远不是未来经济的窗口，而是个体投资者的行为集合，将其作为经济景况的预测因素是不合理的。

比如，欧元长期债券收益在2014年至2016年间急跌，被认为是投资者对欧元区通货紧缩和衰退的悲观预期。可是，国际清算银行研究了占政府债券购买40%的德国人寿保险公司，总结出他们疯狂购入债券不是因为预期，也不是喜好风险。“会计准则和偿还能力管制”迫使保险公司资产要与负债相匹配，所以出现了保险公司以购买更多债券来对冲风险的奇观。结果出现了一个怪异的、自我加强的反馈环，交易者将其称为“负凸性”，索罗斯称之为“反身性”。这有两个暗示，一是西方央行已被误导在如此久的时间里维持低利率，这不能治愈经济低迷；二是定量宽松或已通过让保险公司和其他公司以这种有悖常情的逻辑运转，加深了市场的不安情绪。

美联储提升利率可能释放新的反馈环，使市场利率高于预期。虽然这还没有发生，但投资者不应忽视反向放大机制的威胁。

（作者系《金融时报》助理主编吉莲·邰蒂 贺艳燕 编译）

《悉尼先驱晨报》3月18日文章

双速经济是如何转折的

双速经济在澳大利亚体现得非常显著。直到2012年，资源繁荣意味着两个主要的矿产州，昆士兰州和西澳大利亚州比其他州经济增长更快。然而，过去几年角色转换了。

在2011至2012年采矿业达到繁荣顶峰时，矿产州的生产总值增速曾达9.1%，而在2015年至2016年，增长率仅1.9%。回溯2015年至2016年，真实的国内生产总值仅增长2.8%。新南威尔士州的真实生产总值增长了3.5%，维多利亚州3.3%。相比来看，昆士兰州的数值是2%，西澳大利州是1.9%。

这种景况带来的麻烦是工作机会减少。在采矿业，大多数工作来自新矿。当建设停止，建筑工人回到他们来的地方。这往往带来了各州经济表现的差异，即私有公司的投资支出会影响州内的经济。

消费者支出所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远高于投资支出，消费者支出在各州之间的差异也低于投资支出。当经济增长缓慢时，消费者就通过减少储蓄来保障支出。

当采矿工程完成，矿业投资支出就会减少，我们需要在非采矿部门投资的有力增长。然而，这些还没有发生。当政治家们让外国采矿者疯狂投资时，抑制了在非采矿业的投资。这种限制是实行高利率，同时，反常的高汇率碾压了制造业、旅游业以及留学教育业。

在新南威尔士州，非采矿业投资在过去三年以年均8%的速度增长；在维多利亚州，这个数值是4%。澳元贬值可以解释这种现象，但增长主要来自商业服务，包括在新南威尔士州的新办公楼建设。而在维多利亚州，则有针对制造业和商业销售的投资。同时，其他私人投资类别如新的房屋建筑，也是经济增长的原因。

（作者系《悉尼先驱晨报》经济编辑罗斯·吉廷斯 贺艳燕 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