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各类经济思想都可在佛教找到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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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漫笔之十六
佛教固然不可能生出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却也从来没有成为自由贸易的阻碍。而在印度学者看来，经典佛教理论中有很明显的自由放任经济论证，有类似亚里士多德的合理主义论证，甚至还有社会契约论的影子。
中国可能是目前佛教信众最多的国家。在国人心目中，佛教是从印度传来的西方宗教，《西游记》在中国深入人心。可在今天的印度，几乎已找不到佛教信徒了。
沧海桑田，历史悠久的宗教在世界各地都经历了无数次起落。比如今天马来西亚北部出土过佛教石碑，印尼爪哇岛曾被大乘佛教统治，令人惊叹的婆罗浮屠遗址就是明证。可在今天，这些地区都由伊斯兰主导。佛教在印度全面消失已有千余年了。
佛教和早期印度教一样，有一种超脱性，认定轮回转世是整个世界的思想基础，今世只是无数次轮回中的一次，因而并不重视历史和文献记录。因此佛教的社会现实意义长期被低估。其实，佛教思想早已深刻渗入印度文化。要认识印度经济的底色和千年以来的源流，须先从宗教入手。
几千年来，印度一直是个等级森严的国家，至今仍保留着强大的种姓制度。具有普世性的佛教，就是针对传统婆罗门教的一次激进革命。这次革命发生在公元前5世纪，延续到公元前1世纪，随后又在中国和世界很多地方继续引发革命。比较近的一次就在上世纪初，安贝德卡尔(B.R. Ambedkar)博士领导了印度南部的社会运动，大量低种姓民众改信佛教。佛教在这两千多年的历史上，不断被拿出作为反抗社会压制的手段。
因为佛教从来没有对信众的身份背景有什么要求，信众的出身与最终个人的解脱毫无联系。而且，佛教鼓励信众放弃世俗追求，更为专心地探求世界本原和最重要的事物。公元前后，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在印度逐渐分离。大乘佛教非常明确地带有普世主义色彩，包容一切，人皆可成佛。这种包容性和普世主义思想成为后来以佛教为革命武器的思想基础。
近代有许多经济学家都接触过印度和佛教的经济思想，比如印度著名经济思想史家Ajit Dasgupta。他发现从密尔到维克赛尔这一脉的欧洲新古典经济学家的想法，都与大乘佛教的思想不谋而合，都主张开放社会、放松管制，反对国家主义，鼓励人们自由活动和竞争，从而创造社会繁荣。
我们不妨从多个角度分析佛教传播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第一，佛教的普世主义主张受到边远和底层人群的强烈欢迎。从地理上观察佛教的传播过程，可发现其兴起与传播的路径，恰与国际贸易之路相重合。大量商人成为佛教徒，成为早期推动佛教传播最有力的群体，很多商路上的寺庙也承担了旅店功能。
佛教诞生于今天印度和尼泊尔的交界处，影响最多不过今天印度的东北部。公元前2世纪，孔雀王朝的阿育王统一印度北部，疆土扩展到今天阿富汗地区。阿育王尊崇佛教，将崇佛诏令刻录在崖壁和石柱上，还向周围小国派遣使团，赠送舍利。阿育王信奉佛教后，对早期征战中的杀戮深感后悔，传播佛教过程中自然不会多施暴力。佛教在周边很多国家逐渐扎根，主要还是它的开放性受到欢迎。佛陀的活动范围不大，周边这些地区与佛陀并没有过直接接触。可社会等级森严的地区一旦通过商人接触到佛教，往往引发与比哈邦本土同样强烈的热忱。
第二，佛教不主张教义文本的唯一性，各个地区都能根据实情总结适用于本地的教义，有时还能有理论创新。如公元前1世纪，贵霜帝国统治了印度河流域。在霸主迦腻色伽王的支持下，一些僧侣如马鸣、龙树创造出更有普世性的大乘中观理论，这也成了后来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佛教基础。印度河流域、丝绸之路，都不是佛教发源的核心地带，却在实现经济繁荣的同时，成了佛教理论大发展之地。
第三，佛教看轻此世的物质财富，从未困惑于对财富的积累。从亚里士多德起，什么才是一件商品公平价格这个基本问题始终困惑着欧洲的思想家。随着基督教兴起，这个问题很快又背上更沉重的包袱。即便天才如奥古斯丁教父，也无法回答贷款收取利息是否合理的追问。欧洲直到文艺复兴，直到马基雅维利时代，终于在表面上放弃了对公平价格的追求，古典政治经济学也正是在此基础上长出来。
但这个问题对佛教徒从一开始就不是问题。佛教伦理不会为经济发展设置道德障碍，这一点与基督教形成鲜明对比。佛教徒当然可赚钱，追求优越生活，但人生目标是看破本质、跳出轮回，不拘于此世享受。佛教理论既不支持经济，也不反对经济，而是与经济彻底斩断联系。所以在佛教中固然不可能生发出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却也从来没有成为自由贸易的阻碍。在贵霜帝国之后，佛教就很少成为印度地区占主导地位的宗教。但经济史家在非常有限的史料中，很容易找出各种佛教与经济共同繁荣的例子。
第四，佛教看轻经济结果，很少与现实政治产生强烈冲突。公元313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发布“米兰敕令”，基督教才在欧洲成为正统。此后很多年，神权都屈从于君权。直到公元10世纪，教皇格列高利七世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不懈斗争，政教分离才逐渐变为可能。而在印度，佛教与政治之间一直很和谐，甚至对一些敏感问题如征税，两者也没有多大分歧。佛教很早就放弃追求世俗政治，对现实政治困境，也能灵活疏导。总体而言，佛教主张君主降低税收，越低越好，有限税收能反映出君主的圣明。事实上，由于没有负担，佛教几乎可借鉴一切基督教在政教冲突中所采用的辩护手段。在Ajit Dasgupta看来，经典佛教理论中有很明显的自由放任经济论证，有类似亚里士多德的合理主义论证，甚至还有社会契约论的影子，佛教简直就是印度经济思想取之不尽的宝库。
无论怎样，研究印度佛教都是印度经济史治学者无法绕过的功课，它如此奇怪却又富于趣味。佛教与今日印度完全无关，但与印度如何从千年以前一步步发展到今天，一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作者系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博士后，现任教上海财经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