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智带”复兴模式对我国未必适用
| ||
|
——读《智能转型：从锈带到智带的经济奇迹》
⊙禾 刀
2014年在美国建厂的我国汽车玻璃龙头老大——福耀玻璃最近遇上了一些麻烦。作为一家致力于跨国业务的我国企业，在发展中如何适应美国文化是一门无法回避的必修课。不过，此事同时令人关注的还有，曹德旺选择的俄亥俄州代顿市，正是今日美国的“锈带”之一。
别有意味的是，福耀玻璃买下的这个厂房，前身是通用电气生产车间。不仅福耀，富士康等企业也有意大笔投资美国。《智能转型：从锈带到智带的经济奇迹》作者、经济学术语“新兴市场”一词提出者安东尼·范·阿格塔米尔调查发现，许多原本从美国迁出的企业正在“回流”，而选择的落脚之地往往是原本被一些媒体视为美国生产日显“暮气”的“锈带”——它们大举进军智能制造，一条条“智带”拔地而起。从这一视角看去，今天特朗普卖力吆喝并四处炫耀的“总统招商”噱头，或许只是碰巧赶上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好时代。
“锈带”靠什么重生
安东尼·范·阿格塔米尔走访过的欧美发达国家一些城市和地区，都曾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生产外包风潮中遭受重创，其中就包括福耀玻璃美国工厂所在地代顿市。但如今“它们又想出了新的方法，重新燃起了雄心壮志。它们正在通过智力共享实现的事情恰恰是亚洲和‘迷雾四国’（墨西哥、印度尼西亚、韩国、土耳其）的竞争对手所担忧的：创造复杂的智能产品，这些产品让渡的价值远超过时的低成本模式创造出来的产品”。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在人口红利刺激下，在各地方政府竞相加码招商优惠条件下，世界制造业如群蜂般向我国涌聚：从珠三角到长三角，从沿海到内地，各类工厂如雨后春笋迅速拔地而起。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发展势头更如虎添翼，着实引得无数国人好一阵骄傲。而几乎就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同时，一些有识之士便通过各种场合反复提醒，许多工厂只是从改革开放之初的“三来一补”变成跨国企业的生产外包，从设计到研发全都在国外，只有生产环节放在中国，利润薄，技术含量低，抗风浪能力极低。当初这些企业选择搬到中国，是因为那时的中国具有生产成本优势，尤其人力成本相对国外极其低廉。这也就意味着，一旦这种优势丧失，当初奔着成本优势而来的企业没理由不会重新选择。事实上，近年来确有一些企业从我国珠三角地区转向了人力成本更低的南亚国家。
福耀玻璃去美国建厂就是成本优势选择的活例。福耀玻璃国内市场占有率70%，而在美国仅有12%的市场占有率。虽然美国的人工成本相对中国仍然高得离谱，但是综合“考虑到燃料、水电、运输和税收负担等因素后，福耀玻璃在美国设厂具有成本优势”，更何况，福耀玻璃美国厂房所在地离美国汽车巨头生产基地较近，交通方便，区位优势自然十分突出。
尽管据2013年著名国际管理咨询公司罗兰贝格数据，福耀今天已在全球所有主要汽车生产基地完成布局，是个市场份额占全球20%的行业领先企业，但未必能归入阿格塔米尔笔下的智能型企业行列，因为阿格塔米尔更强调智力密集型。当然，也不能排除福耀玻璃在站稳脚跟后，紧紧跟上智能时代的雄壮步伐。有意在美国投资建厂的郭台铭，就曾公开表示十分看好机器人前景。美国机器人智能生产优势很可能是让郭台铭下定决心的重要因素。可以预见，随着机器人技术更臻完美，批量生产摊薄成本后，机器人的效率、成本和技术优势必定愈加突出。
国内企业都在跃跃欲试，市场嗅觉灵敏的跨国企业更不待言。或者说，美欧“锈带”的重生，智能充其量只是一根拐杖，根本在于，这些回流企业可以通过机器人生产、3D打印等智能技术，以接近量身打造的生产，制造高附加值的复杂产品，形成智能优势。相比之下，无论是今天作为世界工厂的亚洲还是所谓“迷雾四国”，在科研实力和工程应用等智能建设方面，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存在显著的差距。
“智带”绝非培植几所高精尖高校那么简单
在阿格塔米尔眼中，过去数十年间，我们近乎痴迷于创造尽可能廉价的产品，而接下来的数十年间，我们注重的将是制造尽可能智能的产品。未来的核心竞争优势是智能创新，而非廉价劳动力。传统制造业关注的是劳动者个体的生产率，而智能制造业强调的是团队成员间的智力共享。而未来智能转型的三个关键因素分别是机器人、3D打印和物联网。
按照阿格塔米尔的这番阐释，智能时代似乎就是“高精尖”技术的代名词，似乎与知名高校和科研机构可以画上等号，因为这些地方最能彰显“智能”的含金量。毫无疑问，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地位确实举足轻重，但不能忽视的一点是，“智带”本质上是市场化的产物，缺少市场需求的激励，许多研究成果或许根本走不出实验室，甚至也缺乏研发动力。当然，不排除另一种可能，那就是政府推动，比如政府支持的许多基础研究，几乎不可能与市场产生直接关联。
与那些刻意弱化政府在市场中作用的经济学论著截然不同，在“智带”建设中，阿格塔米尔始终将政府摆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为此，他列出了不少成功案例，如“包括互联网、无人机和无人驾驶汽车——都脱胎于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和国家航空航天局的项目”。相较于市场的急功近利，政府一方面可以做些基础性但不可或缺的工作，同时，政府也是联系和整合各方资源的重要平台。这当然也是对服务型政府提出的更高要求。
阿格塔米尔设想的“智带”体系，如同一个以创新为中心的微型社会：“每个智带都是由诸多参与者构成的联系紧密的协作生态系统，一般由研究型大学、社区大学、地方政府、拥有先进的研究部门的成熟企业、创业公司等组成，通常还有各类辅助者和供应商为其提供支持，包括风险投资人、律师、设计公司等。这些不同类型的实体彼此共享知识，互相影响，进而形成一个社区，不断壮大、完善。在此过程中，各实体间会建立起独特的同一性。”强强组合的结果，最终形成新的智能红利。
如果说工业时代生产更强调分工，智能时代则更看重彼此的共享，物联网在共享时代更是占据重要位置。当然，阿格塔米尔强调的共享与我们正在经历的共享经济有着本质的不同，我们常说的共享经济只是一种终端产品共享，智能时代则是包括智力在内各类社会资源共享，相较于产品终端的共享经济，智能时代的共享更像是位于产品链的源头甚至更早萌芽状态，其共享内容可以是实物，许多时候也包括那些抽象的资源。因此，阿格塔米尔认为，未来能够打通多种学科、能联系起多个行业的“跨界”高端人才是最香的饽饽。
如此看来，智力对于“智带”经济虽然很重要，但“智带”绝不是培植几所高精尖的高校那么简单，而是涵盖政府、司法等诸多社会单位共同向智能转型的结果。
智能红利能无限“吃”下去吗？
从阿格塔米尔所列举的欧美那些“锈带”来看，即便在此轮企业回流前，也并非满目荒芜。历史上这些“锈带”区域曾诞生过大量企业，其中不乏国际巨头，也因此形成了集配套企业、科研院校等于一体的制造业生态。跨国企业的回归，无疑是对既有资源的一次成功激活，只不过激活方式不再是过去的劳动力密集化大生产，而代之以离市场更近、反应更加灵敏、产品更新速度更快的智力密集型生产模式。
谈到欧美“锈带”的复兴，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曾在我国经济中占据绝对地位但后来又逐渐陷入困境的一些大型国企。只是我国“锈带”的形成，与阿格塔米尔所指的那些“锈带”截然不同。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我国的国企布局追求的是战略安全，有的国企甚至布局于内陆三线城市。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这些国企不得不按成本原则向新的优势区位集中，由此形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锈带”。很显然，欧美的“智带”复兴模式，对我国老工业基地的振兴未必适用。
从另一方面看，我国“智带”建设或可剑走偏锋。经过多年建设发展，无论从经济集群还是科研院校集群角度看，我国早就形成了北京、上海、武汉等智力集散地，也具备完善的市场生产体系，也不乏在国际行业中具有重要地位的高科技企业，比如高校云集的武汉就有以生产光纤著称的烽火集团，还有多家现代化汽车、医药、生物等制造企业。如果整合恰当，阿格塔米尔笔下的“智带”完全可以在我们身边重建。
当然，无论“锈带”还是“智带”，即便政府作用功不可没，最终决定企业生存发展的还是在于利润，毕竟市场是逐利场。或许，阿格塔米尔抛给读者最大的疑问是：继人口红利之后，智能红利能无限“吃”下去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