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是在放任自流中成功走向现代化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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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霍布斯鲍姆的《工业与帝国：英国的现代化历程》
⊙乔兆红
以往对英国工业革命的研究，倾向于聚焦学术界已成定论或者是有限的几个因素。英国学者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工业与帝国》（Industry and Empire：From 1750 to the Present Day）则突破了既有的解释框架，以1750年以来英国现代化历程的演绎为主线，拓宽了历史研究视野。霍布斯鲍姆通过翻检历史演变中的诸多因素，全面分析了支撑英国率先工业化的适宜条件。
关于工业革命的起源
霍布斯鲍姆认为，英国率先走上工业化道路，除了自然地理条件，还有经济、社会与政治条件。对这一极具历史属性的特殊社会机制和社会制度，单从经济学、社会学或政治学去解释都不够充分。他强调在工业革命前夕，英国经济与社会原已实现了商品化，形成了以伦敦为中心的全国性统一市场，农村的乡村工业化已相当蓬勃，土地所有权较为集中，海外市场得以开辟，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得以实施，王权从属于议会的制度框架业已形成，人口开始大幅增长，社会生活自由宽容，贵族资产阶级化，等等。
中国经济史研究专家李伯重将工业化过程分为“早期工业化”和“近代工业化”两个阶段。一般所说的工业化主要是指以“工业革命”为标志的近代工业化。根据迪安( Philis Dean) 的定义，“工业革命”一般用来指复杂的经济变革。这些变革蕴含在由生产力低下、经济增长速度停滞不前的传统的工业化前经济向人均产量和生活水平相对提高、经济保持持续增长的现代工业经济发展的转变过程之中。到19世纪中叶，欧洲大多数国家都基本完成了工业革命。因此，近代工业化时限在欧洲一般应为18、19世纪，在世界其他地方则可延续到20世纪。“早期工业化”则系工业革命以前的工业化，它为近代工业化创造了必要的历史前提，但两者之间又有本质区别。早期工业化并不能必然导致近代工业化。但在英国早期工业化阶段，其工业革命的生长点，如原料、市场、劳动力、金融、相关产业、辅助产业、交通运输、人文素质、社会风气等各种因素相继孵化与催生。霍布斯鲍姆也指出，所有这些要素彼此关联、相互促进，在工业革命前至少积累了两个世纪的发展基础。“没有其他哪个国家像英国这样为工业革命作好了充分准备。”
政府在现代化中的关键作用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推动现代化进程的两根最有力的杠杆，两者之间能否良性互动，是各国现代化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以往的现代化研究，对代表市场和自由经济的“市民社会”的作用强调比较多，而对国家政权本身的作用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研究则相对薄弱，这被认为是以西方现代化模式为范本研究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的不可避免的弊病之一。
但是，对人们通常以为的英国的现代化是“在放任自流中走向成功的典范”，霍布斯鲍姆则明确肯定了政府的作用，认为英国历史上最接近放任自流的时候仅有19世纪中期，即1873年前这一短暂片段，大致与普遍实行自由贸易的短暂片段相重合。意即在此之前和之后的长期历史中，英国执行的都是积极有为的干预政策，并集中体现于其源远流长的重商主义传统之中。“即使有人曾以为资本主义是个自我调节的体系，他们也同时相信，需要为该体系的运作创造并维持必要的条件。”由此推之，“真要说19世纪中期某种放任自流一度流行（如政府退出直接生产领域），那也是因为此前的政府干预早已打下了足够的基础，特别是因为英国相对于其他国家此时已拥有无可挑战的竞争力。”“只有如此幸运的工业强国才敢于放任自流，才会不相信逻辑和计划。”这一时期，李嘉图思想成为英国政治经济学主流。这不仅因为李嘉图的演绎和模型分析逻辑严谨，极具说服力，提供了一种普适性理论体系，更重要的是，自由放任的政策主张契合了当时正处于上升期的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英国在世界市场的霸权地位。可一旦这种美好淡出，到19世纪70年代英国不再享有工业垄断优势，放任自流随即退出历史舞台。此后的英国大举国有化，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
现代化断裂的风险
历史经验表明，现代化的发展，最重要的是要适应新的社会发展需要，调整、完善政治制度。因此，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剧变，要求现代政治不仅要具有一种能产生和容纳频繁变革的持久性能力，更需具备有效调控各种社会问题的能力。英国的现代化被认为是“某种有机成长的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存在落后国现代化中寻常可见的断裂风险”。但霍布斯鲍姆却指出，“革命的风险在英国同样奇高无比。”在崭新的工业化社会面前，新旧调适的问题层出不穷。不破不立，可一旦出现社会制度破旧而又未及立新之时，对社会问题的处理难免僵硬，甚至出现丧失容纳新因素和处理新问题的能力。19世纪上半叶，劳工生活十分困顿，在旧的尚未消除、新的尚未生长的非常时期，英国就曾历经“一浪接一浪的动荡”，无比严峻的危机令劳工革命一触即发，大有终结工业资本主义之势。为改变现状，英国并未墨守成规，而是进行了经济、社会与政治的多重变革。
难逃“西方中心论”窠臼
要想真正分析、研究和彻底了解经济问题或社会问题，须充分了解经济发展历史和考虑政治、社会、文化等多重制度因素。在经济研究中，也须考虑包括道德在内的制度因素。对纷繁复杂的英国工业化历程，既要清楚阐释事件的制度背景，又要突出研究对象的经济发展逻辑。霍氏的研究，真实反映了当时英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和经济实力相对衰落的趋势。像霍布斯鲍姆这样杰出而有经验的历史学家，都有一套自成体系的原则作为选择标准。因此，他除了保持冷静和清晰的头脑，有追踪分析纷繁复杂的现象的能力之外，在写作方法上并没有刻意追求“科学规范”或严格按经济社会发展的逻辑展开。他明白，单纯依靠历史学者的方法，在现实中是行不通的，因为“观察历史不能直接发现事件的原因，而只能找到它们在时间上的发生顺序。即使发现了某个或某组事件发生的先后或共时性，也还不足以给我们以指导，除非同样的事件还会以完全相同的方式重演，而这种重复在一个人的一生中都是不会出现的”。因此本书自初版以来不断验证、不断增补和修订，虽深入浅出，但也常天马行空，甚至带有“想到哪写到哪”的随意性。
将1750年以来的英国工业化这一历史画卷呈现在人们眼前，打通近代与现代历史以做比较和连贯的研究，细致地重建英国工业化的诸面相，进而考察这些复杂面相对世界历史整体发展的影响，霍布斯鲍姆一再强调国内市场与海外贸易的有机联系，世界商业交往，殖民地商业潮流，整个世界经济密切相连。在他笔下，英国是作为全球经济“必不可少”的部分而发展壮大的，但对“帝国主义”“支配地位”的强调，也是本书在不经意间留下的一个瑕疵。外部的新需求诚然激发了投资与生产的扩张，以及创新性发展和效率的增加，但是帝国主义的殖民性、掠夺性和侵略性也暴露无遗，西方中心论由此而生。所谓“不经意”，乃是因为冷战结束至今，西方一直拥有主流的和强势的国际话语权。究其根源，现代西方话语权问题的关键在于“西方中心论”。西方中心论是西方人以自己的价值观、世界观用于东方社会时的一种自然表达，着重由西方文化看待世界的方式，本质上体现西方的观点或立场。霍布斯鲍姆写作的数据、文献、学术资源、知识积累、理论依据等离不开西方的文化背景，自然难以逃离“西方中心论”的窠臼。
西方中心论又称欧洲中心论。从亚当·斯密到马克斯·韦伯，他们在探讨资本主义兴起时也曾比较中国与欧洲，但比较往往以欧洲经验为标准来观察中国的相异之处。美国历史学家彭慕兰在借用这种比较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互为主体”的双向比较研究法，把19世纪东亚和西欧经济发展的“分流”放到全球历史的背景中考察，提出要利用“中国经验”来检视“欧洲发展的实际”。彭慕兰认为，以欧洲为世界体系中心，就无法理解1800年以前的全球性关联，因此，必须在“探讨那些使非欧洲地区没能走上标准化的欧洲道路的阻碍因素的同时，寻找那些使英国从本来可能使它更像长江三角洲或古吉拉特的发展道路分流的不存在的、偶然的和阻碍性因素。”因此，彭慕兰不仅质疑为什么中国没有成为英格兰，还要追问为什么英格兰没有像中国江南那样走上劳动密集化的发展道路。这种探讨问题的方法，不以西欧发展道路作为样板和标准来寻找中国江南地区对英格兰道路的偏离，而是在双方互为主体比较的基础上，以江南发展道路为参照物来寻找英格兰为什么没有走上江南劳动密集化道路的原因。这或许是为我们未来的研究留下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