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复杂金融监管能力 锻造金融资本力

□章玉贵

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央行行长周小川透露，国家在两年多以前已初步设置了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预计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在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还可能提高到更有效的层次。而在央行日前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7）中提出，2016年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在继续深入推进金融监管政策、措施、行动的统筹协调，不断增强金融监管合力和有效性，在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促进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报告还较为详细地阐述了宏观审慎管理以及中国的实践，指出央行由于具备专业知识、采取政策措施的内在动力和独立性，在宏观审慎政策制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关于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模式，央行援引在中国要求下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稳定委员会和国际清算银行联合撰写的报告的内容，提出可采取的模式包括由央行董事会（或行长）直接制定宏观审慎政策，由央行行长担任宏观审慎政策制定委员会主席，明确赋予央行向宏观审慎政策制定机构提出政策建议的权力，或确立央行在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中的主导地位等。在央行或宏观审慎政策制定委员会中设立金融稳定职能部门，负责监测分析系统性风险并对政策制定提出建议，以便为有效宏观审慎政策提供支持。概而言之，在新一轮整体金融监管改革战略设计中，建议由央行在宏观审慎政策管理中发挥主导地位，在获取更多权力的同时也将承担更大责任。

姑且不论争论许久的金融监管改革整体框架究竟会以怎样的形式与内容展现，一个确切无疑的信号是，我国金融监管格局已到了深层次改革的时间窗口。因为无论出台何种监管改革框架，其最重要的目标指向是必须服务于我国在未来十年乃至更长时期的发展战略。而监管改革的重要背景，是我国金融监管能力的供给不足已制约了金融业的进一步创新与发展。尤其过去两年，我们遭遇了股市巨震、债务风险、人民币汇率大范围波动等重要金融风险。而一向是中国金融体系中最为稳健的银行体系，也出现了资产负债表不断膨胀，表外业务、理财业务、通道业务、资产管理业务、委外业务等非理性繁荣。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上升，部分企业依靠“借新还旧”甚至“借新还息”维持经营，新增融资周转效率低下。

因此，对我国这样一个尚未完成工业化、尚未建成完善的社会保障与医疗服务体系的新兴经济体而言，必须在发展金融市场、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下大力气解决“金融空转”和“脱实入虚”问题，切实降低实体融资的成本。我国市场主体向来不缺营商禀赋，亦不缺乏敏锐的市场直觉。当前尤需在整体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着力打造竞争性市场体系，营造提高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的产业环境。这就需要各级政府和金融机构积极创造条件，以前瞻性的政府规制，切实降低民营资本参与产业发展的准入门槛，消除对中小民营企业的信贷歧视，营造真正服务于“双创”的制度与产业发展环境。

作为超级新兴经济体，中国发展金融市场、强化金融体系的稳健，进而谋求全球金融秩序变迁中的积极主导权与金融产品定价权，是由贸易和制造业大国向产业与资本强国迈进的自然逻辑，这也构成了21世纪上半叶全球金融格局演变的重要驱动力。尽管这一过程基本没有相关参照系作为战略执行的路线图，但提升以人民币计价的资产回报率，培养和造就战略性金融人才，提升复杂金融监管能力，当是锻造中国金融资本力的关键之举。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