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去杠杆关键环节与问题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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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外汇占款趋势性下降，商业银行从央行获得低成本基础货币供给的局面发生了改变，基础货币形成了“央行-大型银行-中小银行”的流通路径。处于链条下游的中小银行主要通过发行同业存单满足流动性需求，相比外汇占款的“零成本”资金供给，中小银行资产配置压力较之以往有所加大。
实体经济低回报率促使银行通过期限错配和加杠杆来实现套利。随着资金链条加长，银行对短期资金来源的依赖性逐步提高，往往通过借新还旧来使资金链条不断裂，流动性风险加大。同时，层层加杠杆的过程也是信用质量逐级递减和交叉金融风险逐渐升高的过程。
金融去杠杆主要解决的即是以上两类风险。要促进金融机构去杠杆，可以从央行提供基础货币环节和商业银行之间的业务往来环节入手，但是要根本解决这个问题，还得通过提高商业银行投资实体经济的收益率，使之风险与收益相匹配，资金成本与投资收益相匹配。
□朱 妮
从去年年底开始，金融去杠杆成为我国宏观调控中的高频词汇。在多部门联手整顿下，金融去杠杆在今年上半年初见成效。从负债端衡量，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杠杆率从2016年末的72.4%下降到今年一季度末的71.2%。从资产端衡量，杠杆率从2016年末的78.1%下降到今年一季度末的77.3%。两种口径的金融杠杆率基本都下降了1个百分点。金融去杠杆的由来是什么？金融机构如何加杠杆？又怎么去杠杆？去杠杆能解决和不能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这是需要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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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的信贷增速显著超过GDP增速。在2008年至2016年期间，中国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与GDP的比率由95%上升至143%。而在同一时期内，中国GDP同比增速则从2008年的9.7%下滑至2016年的6.7%。这说明单位信贷推动经济增长的能力已经显著下降。
与此同时，我国的信用货币依然以较快的速度被创造出来。截至2016年，我国M2/GDP已高达208。与实体经济增速相比，我国目前一部分信用创造活动与实体经济生产之间并没有直接联系。
传统的信用衍生过程主要存在于“银行-企业”之间。以央行释放调节基础货币为起点，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担当中介，通过发放贷款、贷款回存、再发放贷款来实现信用派生。实体经济部门的较快发展使企业产生向银行贷款来扩大生产和投资的动力，而这又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催生企业进一步融资扩规模的需求，最后形成一个互相促进的循环，在数据上表现为货币乘数与GDP增速同增同减，两者之间具有比较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这种信用衍生过程也存在于银行与非银机构之间。比如，银行将资金借给非银机构，非银机构再将其存放于银行体系。不过与“银行-企业”之间信用衍生规模相比，过去这种“银行-非银”的规模较小，对于货币乘数与经济增速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干扰较小。
但2014年后，原本“银行-企业”信用衍生链条的主导地位逐渐被“银行-非银”所取代，在数据上表现为货币乘数与经济增速开始加快背离。
金融体系内部的信用创造活动成就了近年来金融业规模的壮大。2008年到2016年，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5.7%上升至8.3%，不仅超过了中国房地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甚至比享有世界金融强国之称的美国还要高（美国为7%）。2016年，中国银行业实现净利润1.6万亿元，同期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6.9万亿元，银行业利润相当于规模以上工业利润的1/4。金融业的相对繁荣对社会资金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才出现了我们看到的企业一哄而起办金融，各种新金融、准金融、类金融机构遍地开花，引发了部分学者对经济过度金融化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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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遏制经济过度金融化的势头，按照前面的分析，应从降低金融体系内部的信用创造入手。而要降低信用创造，又可以从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两方面着力。从上半年监管层的做法来看，体现在“两手抓”：央行抓基础货币供给，“三会”抓各类游离于监管之外的信用创造业务，即“紧货币+严监管”的政策搭配。
首先，央行在基础货币投放上更加谨慎，目的是从资金供给的源头（基础货币供应）上遏制过度信用创造的势头。在外汇占款出现下降以后，央行创造了多种新型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货币投放。在新的基础货币投放方式中，中央银行对货币总量增长的把控能力较以往有所增强，对资金的投放和回笼时点的把握、对资金收放规模的把控，已经精确到以“每天”的资金量进行测算，是一种“精准滴灌”的流动性注入方式，体现了央行今年以来货币政策维持资金“紧平衡”的政策取向。
一季度，我国基础货币余额净减少7000亿元，其中由外汇占款下降导致的基础货币下降约为3216亿元，由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及各类借贷便利工具（包括跨年到期资金）导致的基础货币下降约3780亿元。可见，央行在有意控制基础货币余额的增长速度。
其次是加强业务监管，严控金融体系内部加杠杆行为。3月下旬至4月中旬，系列监管政策密集出台，针对金融机构表外业务、同业业务、投资业务、理财业务等开展集中整顿和检查，主要目的是控制金融体系内部的过度加杠杆行为，从数据上看，就是要降低货币乘数。二季度末，货币乘数为5.37，尽管在3月末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但提升的幅度已经比3月末有所收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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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度末，我国货币乘数在没有降准的情况下创下5.29的历史新高，使得在基础货币净减少的情况下，M2增速依然实现了10.6%的较快增长。货币乘数创新高，与金融机构（主要是中小银行与非银金融机构）的加杠杆行为有关，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央行基础货币投放方式的改变推动金融机构资金成本有所上升。
1．基础货币投放环节增加，中小银行资金成本上升
在传统以外汇占款为主的基础货币投放方式中，商业银行通过居民企业的售汇行为换得外汇，再将外汇拿到中央银行进行兑换。这种方式下，商业银行从央行直接获得基础货币，成本很低。2012年，我国外汇占款增长的月度波动加大，2012年末，外汇占款余额仅比上年末增长4281亿元，传统的基础货币投放渠道受阻，对央行流动性管理提出了挑战，促使央行在2013年初推出了常备借贷便利（SLF）。2014年，央行又先后创立了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O）、抵押补充贷款（PSL）和中期借贷便利（MLF）等新型货币政策工具，作为货币投放的补充渠道，基础货币投放逐步向新型货币政策工具转移。
2015年和2016年，外汇占款余额出现持续下降，央行通过市场工具投放基础货币的力度加大。这些流动性投放工具需要商业银行提供高质量的抵押品，包括国债、央行票据、政策性金融债、高评级信用债等。相对于大型商业银行，中小行能提供的抵押品非常有限。因此，大银行吸收了大部分的基础货币投放，中小银行为了获得资金，就要借助银行间市场工具向大银行融资。基础货币投放渠道演变成为“央行-大型商业银行-中小商业银行”，即中央银行通过货币政策工具为大型商业银行提供流动性，再由大型商业银行通过银行间市场工具“搬运”给中小商业银行。
2014年，为了规范同业业务，防止监管套利，银监会127号文划定了一条同业负债/总负债不能超过三分之一的红线，限制了中小银行通过传统的“同业存放”、“拆入资金”和“卖出回购”等同业负债业务融资的能力。2013年12月，为了推进利率市场化而启动的银行间市场同业存单业务恰恰未纳入同业负债进行管理，而且资金融入方不必提供质押，资金到手后不缴纳存款准备金。于资金融出方而言，同业存单能作为质押回购标的和MLF的质押品，其投资收益不仅高于经济下行期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还免征利息收入增值税，因而受到欢迎。于是，同业存单毫无悬念地成为了中小商业银行（主要是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主动负债、扩张规模的利器（截至2016年底，城市商业银行占到全部同业存单发行总量的46%，股份制银行占53%，国有商业银行仅占1%）。2015年和2016年，同业存单发行规模出现井喷，分别达到5.1万亿和13万亿元，年增长率高达464%和156%。可以看到，同业存单规模飙升的年份刚好与外汇占款余额下降相重合，一个原因就是央行基础货币发行方式的转变。
尽管央行推出的各类新型货币政策工具弥补了外汇占款下降对基础货币增长的影响，中小银行也找到了同业存单这个从大银行快速融入资金的办法，基础货币投放“量”的问题解决了，却带来了“价”的升高。与外汇占款几乎为零的资金成本相比，央行发行的新型货币政策工具的加权平均利率基本都在3%以上，今年一季度，央行还上调了MSL和SLF发行利率。
处于基础货币流通链条末端的中小银行资金成本上升压力更大，同业存单利率在资金紧张时更是一度冲到了5%。加上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下降，迫于资产负债压力，中小银行不得不通过购买同业理财、委外等金融产品，将资产管理压力逐步向其他银行和非银金融机构传导。非银金融机构再通过证券、基金等产品，把大部分资金投到了债市、股市。
同一笔资金，在银行之间、银行与非银金融机构之间反复流转，被冠以不同的金融产品名称，再被反复抵押。有的通过对接房地产、“两高一剩”行业，还算是进入了实体部门；有的则持续在金融领域空转，最后可能以同业存款的方式又回到了银行体系。在这个过程中，信用仅仅在金融领域就被“凭空”不断地创造出来。
2．金融加杠杆的套利模式
银行是如何通过加杠杆实现套利的？首先，大型银行从央行获得流动性后，从中小银行购买同业存单。从去年12月开始，同业存单一个月期利率不仅超过同期限的SLF利率，甚至比一年期MLF还要高。大银行购买中小银行同业存单具有低成本高收益的套利空间。
其次，中小银行发行同业存单，购买收益更高的同业存单或同业理财。不同期限和不同风险级别的同业存单具有不同的收益率。大多数情况下，中长期同业存单利率高于短期同业存单利率，风险高的银行发行的同业存单利率高于风险低的银行同业存单。因此中小商行存在发短买长及购买风险更高的同业存单进行套利的动机。
中小银行发行同业存单获取的资金，除了购买收益更高的同业存单外，也会购买其他银行的同业理财。无论是股份制商业银行还是城市商业银行，其发行的同业理财的收益率大多数情况下高于同期限的同业存单收益率。近几个月来由于同业存单的迅速扩张，其收益率提高，造成中小银行通过发同业买理财的套利方式成本上升，套利空间被压缩。
第三，同业存单和同业理财资金委外管理。在前面环节中，中小银行通过存单、同业理财募集资金已经相当于加了一次杠杆，而在配置资产时为了提高收益，还会进一步加杠杆。中小银行由于信贷需求及资金管理能力有限，常把通过同业理财或者同业存单筹措的资金委托券商、基金和私募等代为管理。银行及承接其委外的非银机构在投资债券市场产品时，通常会通过不断的质押式回购等杠杆操作，来放大投资收益，这就是第二次加杠杆。相比于3个月、6个月续发一次的存单和理财，质押式回购银行和非银机构可能每天都需要续做。
至此，我们可以大致总结出金融加杠杆的过程：
一是中小银行通过互持同业存单的方式，获得利差收入。互持同业存单套利之所以存在，一方面是因为不同评级银行发行的存单利率不一，AA级同业存单收益率始终比同期限AAA级收益率高。银行发行存单加杠杆，购买评级更低银行发行的同业存单，赚取息差。另一方面是因为不同期限的同业存单利率不同，一般而言，期限越长，收益率越高，银行通过卖短买长的期限错配方式加杠杆套利。
二是中小银行发行同业存单购买同业理财，同业理财又购买同业存单，层层嵌套。
三是银行将同业理财或同业存单募集的资金通过委外业务配置债券类，再通过质押式回购进行短期资金融通，并将融入的资金投于中长期产品，实现又一次的加杠杆和期限错配。委外业务还通过将债券市场、股票市场与银行连接，提高了银行业的输入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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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急速去杠杆的风险——流动性危机
一般而言，快速去杠杆的后果是带来流动性的骤然紧缩。当大量的杠杆交易者借贷条件受到限制，理性选择不是去借用昂贵的资本，而是通过卖出自己的已有头寸来降杠杆。但通常这时候市场流动性已经非常紧张，具有强烈降杠杆需求的投资者，就不得不用更低的价格来卖出自己的头寸。这让担保物价值下滑更多、借贷条件更加收紧，投资者损失进一步加大，流动性进一步紧张。
结合我国当前情况，金融体系内部加杠杆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期限错配带来的利差。产品的相互抵押期限错配越严重，银行及非银机构对短端资金的依赖性就越强，整个金融体系就变得越脆弱。一旦短期资金来源无法续接，银行只能通过赎回未到期金融产品来应对流动性风险，由此引发一连串的赎回行为，掀起赎回潮，带来流动性的快速收紧。
2．多方面入手促金融去杠杆
金融去杠杆的核心要义在于降低金融机构的期限错配风险和相互交叉的信用风险，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
一是在央行基础货币供给环节增加中长期资金供给的力度，我们通常称之为“锁短放长”。从央行货币工具操作来看，加大中长期资金供给的确是当前金融去杠杆的一个着手点。今年4月份以来，央行明显加大了1年期MLF的投放力度，从4月17日至8月15日，累计投放1年期MLF逾2万亿元，而今年年初至3月底，仅投放了8280亿元。7天和1个月期的SLF在4月份以来的投放力度明显减小，4月至7月，各累计投放415亿元和471亿元，而1月至3月分别累计投放达到1370亿元和803亿元。未来央行可以更多地针对中长期资金供给推出更多的货币供应工具。
二是可适当拓宽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对象范围。目前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的对象主要是为数不多的大型商业银行，这样做一方面有效控制了信用风险，避免了商业银行“借钱不还”，另一方面在客观上拉长了基础货币供应链条，使中小商业银行在资金获得方面更多地依赖于大型商业银行，资金成本上升。如果根据商业银行经营情况对公开市场操作对象名单进行动态调整，适度放宽资格标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资金成本上升的压力。
三是在商业银行之间的环节，同业存单和同业理财是银行加杠杆所依赖的主要工具。正是同业存单和同业理财以前不受监管的大量发行，才为银行套利提供了可能。8月11日，在二季度货币政策报告中，央行明确从2018年一季度开始，将资产规模5000亿元以上的银行发行的一年以内的同业存单纳入MPA同业负债占比指标进行考核。而银行理财也已经被纳入MPA广义信贷指标进行考核。
四是理顺信用关系，防止信用过度嵌套引发信用风险和交叉风险。这是“穿透式”监管的核心内容，即向下穿透核查底层资产，向上穿透核查最终投资者，识别资金最终投向是否符合宏观调控和监管要求。
五是给予商业银行更多的投资实体经济优质项目的机会。商业银行不愿意投资实体经济，原因在于信贷投资的收益率非常有限（目前五年以上贷款利率为4.9%），信贷资产风险提高。收益与风险不相匹配，加上资金来源成本上升，银行自然会惜贷慎贷。要解决这个问题，可以考虑拓宽银行投资实体经济渠道，比如大力推动投贷联动业务，鼓励银行将资金投向经济转型中的创新型新兴产业：将股权与债券相结合，使银行在承担高风险的同时能够分享企业成长的红利。只有当银行在实体经济中可以获得足够高的收益率，才能从根本上遏制金融机构加杠杆的动力。
（作者单位：中国工商银行城市金融研究所。本文系个人观点，不代表所在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