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制促成了东西方
货币大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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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大学历史学教授谢德尔（W. Scheidel）曾提出一个有趣假设：如果战国末年楚国统一六国，或楚汉相争楚国获胜，那么，古代中国货币体系会是黄金取代铜钱成为主要货币吗？我认为，虽然楚国通行方块黄金（爰金）为货币，但即便楚国战胜六国，或项羽坐了天下，也不可能以黄金为主币。这不仅是因为资源禀赋，更是因为政治形态与社会经济结构决定的。除此以外，还可能与古代兵制有关——东西方兵制的差异，是造成秦汉以后货币体系大分流的一个重要因素。
古希腊公民拥有土地，而从军的权利和义务只有公民才有，奴隶没有人身自由，没有土地，因此也不享有从军的权力。那时，当兵具有崇高的荣誉，因此才有雷海宗所谓的“侠义精神”产生。在这种制度下，国家没有经常的直接支出，因为对兵役、征工或一切公务一概不给报酬，即使付酬，也由不愿服役者付出。由于战争规模不断扩大，城邦时期的古希腊对士兵需求数量增多，虽然公民兵数量仍占较大比重，但雇佣兵不断增加。公元前395年至公元前362年，底比斯与斯巴达对抗，雇佣兵作用越来越大，有的城邦甚至出现大部分或完全取代公民兵的现象。罗马早期也实行公民兵制，公元前2世纪末，执政官马略实行军事改革，将传统的公民兵制改为雇佣兵制。此时兵源主要是原来不服兵役的无产者、境外的同盟者和行省居民，这些士兵服役期间由国家供养，发给薪饷。这样，罗马共和国由平时耕作土地、战时临时召集的为祖国而战的公民兵，变成了为金钱而战的雇佣兵。古代腓尼基人建立的迦太基，处于地中海交通要道，海上贸易十分发达，公民大多从事商业，因此迦太基缺乏真正意义上的自耕农，其军队主要来源也是被征服地区和在未开化部落中征募的雇佣兵。
由于雇佣兵主要是外族人，如用铜钱发放薪饷，他们不会接受，因为依靠国家强制力通行的贱金属铸币是一种“名目货币”，一旦流到其他地方没有购买力，而金银具有价值贮藏功能，是财富的真正代表，对那些用生命冒险作为代价的雇佣兵具有吸引力。在西方最早出现的金银铸币，由于面值很大，作为日常集市贸易的小额交易是不适用的，但如用于大宗商品贸易，由于主要在少数大商人之间进行，而且并不经常发生，使用称量货币即可满足需要。基于以上原因，有学者如韦伯、剑桥大学库克都认为，古希腊时期铸造金银币主要目的不是商业用途，而是作为支付雇佣军队的一种手段。谢德尔认为，古希腊城邦普遍使用铸币用于市场交换，而不单单为了用于军事目的。但在当时特殊的背景下，由于军事目的强烈驱动，使铸币得到广泛传播，它不仅在古希腊城邦、迦太基、罗马等地普遍使用，也传播到伊朗、伊比利亚和凯尔特等国家，因为这些国家们都实行雇佣兵制，使用价值高、重量轻的白银铸币作为支付手段，相比贱金属而言更适合用于补偿职业士兵。
中国古代的兵制与西方不同。先秦时期，战争频仍，全民皆兵。秦朝与西汉时期，军队规模在百万以上，要保持这么一支庞大军队，主要依靠征兵制。没有证据说明战国和西汉时期，政府对士兵支付货币津贴，这样国家就避免了用于支付士兵薪饷的巨大财政压力。部队给养主要由实物支持，铜钱主要满足小额的支付需要，以及零星商业交换。汉武帝时部分使用募兵制，但与之同时实行的屯田制度，为朝廷大大减轻了财政负担。南北朝时期的西魏，宇文泰创立府兵制，选拔勇武的农民充府兵，免除租庸调，平时仍务农，农闲时受军事训练，战时由邻居六家供给马匹粮食武器。府兵制寓兵于农，也大大节省了政府开支。唐朝初期，唐高祖改变使用谷帛作为代用货币的做法，恢复统一的青铜铸币，铸造“开元通宝”。因为军事上实行府兵制，不需要高价值的铸币支付士兵薪饷。唐玄宗时期府兵制改为募兵制，兵农分离，兵成为专门职业，自此，募兵制成为主要军事制度。
相比西方早期的公民兵制，雇佣兵制给政府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在帝国晚期，面对蛮族不断骚扰，罗马元首不得不征募“另外一支永远准备接受金钱、打劫和作战的蛮族队伍来对付敌人”。但依靠金钱和财富维系的士兵是脆弱而危险的，因为金钱总有枯竭之时。随着战事不断扩大，军事开支持续上升，罗马皇帝只能一而再地降低银币成色，罗马主要银币“第纳里斯”，含银量从公元前1世纪的95%降到公元后3世纪的0.5%。货币超发的恶果就是通胀，这为罗马帝国的衰亡埋下了伏笔。
中国古代实行征兵制和府兵制，财政负担相对较小，后来实行的募兵制也不同于西方的雇佣兵制，但数个王朝也都没能逃过财政危机的魔咒。
（作者系浙江财经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