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全球化时代的极限与未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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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全球化时代： 世界制造与全球化的未来》
⊙禾 刀
“世界不仅变平了，还在变快。”说这话的是美国知名专栏作家《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十多年前他推出这本书后，“世界变平”一词随即如星火燎原，燃爆全球。
在弗氏“世界变平”的论述中，虽然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全球信息化发展权重极大，但推动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的经济力量功不可没。甚至可以这样说，正是经济的全球化，才在不断凝聚不同地域、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利益共识中，推动“世界变平”一路向前。1964年，加拿大传播学家M.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人的延伸》中首次提出“地球村”（global village）概念，并预言未来科技发展必将为地球每个角落的人出行、交流带来前所未有的改变。今天，麦克卢汉当年的想象已变得如此稀松平常。
如今似乎没人再会怀疑全球化的大势所向，但剑桥大学资深学者芬巴尔·利夫西除外。芬巴尔对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当然是认可的，他的担心更多是对全球化的未来，即当我们抵达全球化发展的极限后，后全球化时代将何去何从？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前，中国决定敞开怀抱，拥抱世界，经济发展从此步入了快车道。今天，中国已跃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无论面对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还是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中国没有在人人自危之时只顾逃离风险，而是彰显责任担当，积极扮演化解经济危机的重要角色，力挽全球化于危澜，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充分肯定。
但历史从来不是单向道。金融危机过后，全球化并未按照世人想象中的那个剧本回到原有轨道，反倒频频出现一些反全球化现象。如当年力推全球化的美国，如今却不断加大贸易壁垒，动辄挥舞贸易大棒，甚至以粗暴干涉来自于太平洋彼岸的华为等中国企业的正常收购行为。在欧洲，中国民营企业吉利在入股戴姆勒，也遭遇德国从政界到舆论的质疑……
传统经济强国纷纷祭出“自己利益优先”的尚方宝剑，这一切看似合情合理，但如果以历史纵深视角放眼看去，又让人陡生一种荒谬之感。
在芬巴尔看来，2008年不仅爆发了举世震惊的全球金融危机，同时也像是全球化一个微妙的转折点。因为上述这些反全球化的现象无一例外均发生在2008年后。自那以后，一些国家的企业开始出现了从离岸到回岸、从海外到本土的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本土化”现象的蔓延，本身也是人们对全球化经济未来悲观情绪的折射。
毫无疑问，历史上的全球化模式确实也带来了一系列难题，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只要人类存在，发展便永远不会有尽头。就像5年前我们还不知道区块链，10年前还不知道共享经济，30年前对网商更闻所未闻一样。今天我们对未来贸然所下的许多判断，很可能只是出于我们对未来的未知。无论我们讨论的是全球化还是本土化，都必须要以当前的现实以及未来可能发生的情况为基础。动辄谈论终结，绝不是因为我们高瞻远瞩，反而可能暴露了我们的局限。
因此，笔者支持芬巴尔的部分观点，即走过了百多年的全球化经济运行模式确实出现了一些失序现象，但这并不表明全球化走到了尽头。当前一些国家特别是传统发达国家遇到的某些发展瓶颈，并非全都归罪于全球化，而是这些国家历史上因长期贪婪地享受着全球化经济“红利”，墨守成规，惰于进取。因此，眼看那些过去比自己穷得多的经济体日子越过越好，而他们在许多竞争中已很难占到大身位优势时，一种对昔日美好时光的眷恋之情让他们举止失措。
事实上，当那些第三世界国家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埋头苦干，及至实现弯道超越时，真正应该引起传统经济强国警醒的，不是去质疑全球化的方向，更不应寄望于开历史倒车。在“世界变平”的大气候下，全球化的未来必定会遭遇更多不确定性，但正如刚刚离世的当今最伟大的物理学家霍金反复告诫的那样，人类别忙着寻找外星生命时对宇宙深不可测的描述。传统的全球化模式可能到了非改革非创新不可的地步，但全球化依然征程漫漫：只要人类存在，交换商品就有存在必要，利益最大化的市场动力仍将驱使人们不断寻找全球成本最低廉、利润最优厚的所在。
瑞士著名学者吉尔贝·李斯特曾在《发展史：从西方的起源到全球的信仰》中，对以资源为代价的传统经济模式提出过严肃的批评，并提出在“后发展”时代人类必须改革传统经济模式，以“适度地使用资源”方式实现“有节制的富裕”。吉尔贝的批评虽然基于资源的有限性角度，但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传统全球化模式确有改良的必要。
改革全球化模式，离不开改革驱动力。芬巴尔坚定地认为，全球化与无数企业及企业管理者的命运息息相关，“正是千千万万企业的决策共同塑造了总体贸易模式与投资流向”。因此，“决定全球经济是否进入后全球化时代的不是宏观经济学家，也不是政治家，而是企业本身”。因此，所谓“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就是企业将在全球化进程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从离岸到回岸，从海外到本土，随着3D打印、人工智能等技术的飞跃，全球经济的发展将经历企业从全球化到本土化的微妙转变。
历史不应倒退，因循守旧从来只会故步自封，最终被淘汰。只要人类存在，改革传统全球化发展模式也就始终在路上。至于在全球化历史发展上作为主要驱动力的企业，在新的历史时期到底当龟缩一方坐等政策“奶瓶”，靠“输血”度日，还是基于市场生存法则，适时作出符合自身利益的改变，在不断推动全球化持续健康发展的同时实现自身的发展壮大，答案不言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