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取所需的贸易
不存在谁占谁便宜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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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看来，杜尔哥两个半世纪前的自由贸易理念依然价值卓越。国际贸易不能用商人零和博弈的思维来看待。贸易的本质是互通有无，各取所需。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不是振兴本国产业的良策，反而会伤害本国消费者，最终可能削弱本国产业竞争力。
中国文化在18世纪曾风靡欧洲，深受法国思想界推崇，并对重农主义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当时来自中国的两位留学生——高类思、杨德望在法国受到了极高的礼遇，他们在法国政府的资助下完成学业并游历法国，还参加过重农学派的聚会。在离开法国之际，一位法国官员对他们依依不舍，为他们写了两本小册子，一本是关于中国的52个问题，另一本是为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这些问题而作的关于财富问题之简略分析。后者就是写作于1766年的《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作者为安·罗伯特·雅克·杜尔哥（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1727年—1781年）。
在今天的教科书上，杜尔哥被认为是重农主义的代表人物，把重农主义发展到了最高峰。而据近年来的史料挖掘和研究，杜尔哥的经济思想已经超越了重农主义。他基本上抛弃了重农学派的封建主义外观，并提出了一系列政策纲领。《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是他在极为仓促的情况下写成的，篇幅不足百页，但在经济思想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这本书比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早了10年，用20世纪经济学大家约瑟夫·熊彼特的话来说，“即使不谈它比《国富论》在时间上领先，也显然比《国富论》的理论骨架更高一筹。”马克思称他是“给法国革命引路的激进大臣”，“试图采取法国革命的措施”。
出生于巴黎贵族家庭的杜尔哥，深受好友——“自由放任”概念提出者古尔奈（Gournay，1712年—1759年）的影响，自由贸易理念贯穿他经济思想的始终。重商主义的初衷是发展本国工商业，但政府过度干预结果反而适得其反。杜尔哥曾长期担任法国地方官员，对法国重商主义造成的问题感触强烈。18世纪后半期的法国早已失去太阳王路易十四时代称霸欧洲的雄风，工商业通过严格的行会制度和贸易保护排斥竞争，效率低下，农民承受着政府肆意征税和强制徭役，农业日益凋敝。王室和贵族与垄断性的行会和公司联姻，巩固双方的权力和财富。
杜尔哥认为，只有自由放任和自由竞争才能维持自然秩序。他在《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中简明深刻地论述了商业的由来和价格形成机理：“相互的需要导致了人们的互通有无。”每个人对某种商品的需求或主观评价是不同的。在交易过程中，从单独一方角度看，获得者认为自己所得东西的估价要高于他在交换中放弃的，这是交换的动机。而从双方角度看，“物品的价值只能由当事人双方意见的一致来规定”，只要双方意见一致，两种商品就可视为等价。一种商品在市场上存在大量交易，这时价值不再由一对交易者孤立地决定，而是取决于全体买家和卖家的平衡。因此，价值或价格是在主观效用基础上，由供求关系之均衡来决定的。
可见，只要是自愿交易，一定是互利的，国内和国际贸易皆如此。正如杜尔哥所言：“买和卖的普遍的自由……是唯一的手段，借此既可以保证卖者得到一个足以鼓励其生产的价格，也可以保证消费者以最低的价格买到最好的商品。”基于这个理念，杜尔哥强烈反对谷物贸易管制，他坚信自由贸易是给人们提供食物最好的途径，由政府掌握供给不会取得同样的成功，因为政府不会像商人那样专心和专业。他认为行会制度十分荒谬，为了限制竞争，那些10天就能学会操作的行业却要规定学徒制和10年的学徒期。
杜尔哥坚决反对通过关税实行贸易保护。在1773年就钢铁行业关税问题致财政大臣的信中，杜尔哥谴责了加征关税等贸易保护政策。他强调，如果从厂商角度看，关税保护似乎可以减少来自国外的竞争，保护他们自身利益。“铁匠师傅只知道他们自己的铁，并且认为如果他们的竞争者越少，他们就会挣得越多。”但是，如果从全社会角度看，关税保护是以国家垄断特权为武器伤害本国消费者，最终也会因垄断削弱本国企业的竞争力。
1774年，杜尔哥被新登基的国王路易十六任命为财政大臣，他很快将他那套理念付诸实践，大刀阔斧实行改革，如开放谷物自由贸易、废除行会制度、实行单一地租税制以减轻农民负担、为企业减税、鼓励自由择业、倡导自由贸易等。但这些改革举措遭到贵族、行会等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不到两年，杜尔哥就被迫下台。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各种行会被彻底摧毁，贵族从此退出历史舞台。那些当年反对杜尔哥的人，最终失去了一切。
今天看来，杜尔哥的自由贸易理念依然价值卓越。国际贸易不能用商人零和博弈的思维来看待。贸易的本质是互通有无，各取所需。自发自愿的贸易一定是互利的，不存在谁占谁便宜的问题。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不是振兴本国产业的良策，反而会伤害本国消费者，最终可能削弱本国产业竞争力。
（作者系青年经济学者、银行从业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