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研究让经济学脱胎换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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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 捷
经济学研究中使用实证方法，无疑是经济学研究的巨大进步，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颠覆了原有的、延续了数百年的以理论研究为中心的研究方法。这个巨变是在最近十多年里实现的。
我们不妨重点考察一下发展经济学与经济学实证主义兴起之间的关系。
发展经济学自二战以后才变成一个独立的经济学分支。硝烟散去，不同国家的经济水平差异成为经济学家的关心对象。最初，经济学家用GNP（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来代表“发展”。当时经济学家的主要研究问题是：为何有些国家富有，有些国家贫穷？穷国又该如何分配自己的财富与劳动力，才能实现经济起飞，尽快赶上发达国家？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发展经济学涌现出一批学者和理论模型，比较著名的有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罗森斯坦-罗丹、哈佛的纳克斯等。他们概括各国经济发展模式，提出均衡发展理论，即保证产业之间、区域之间、区域之内各个地区的同步发展，平衡分配生产力资源，实现共同增长。他们认为，只要国家采用这些理论，就能实现有效经济增长，从而迅速缩小穷国与富国的差距。这些理论在逻辑上非常严谨，也有很强的吸引力。
可人们逐渐发现，许多采用类似政策的国家并未如预期那样走上发展道路，倒有一些经济学家并不看好的国家创造了经济奇迹。所以，又有经济学家追问：为何有些国家早早踏上发展之路，有些国家却陷入“贫困陷阱”不能自拔？同样是发展中国家，为何有些获得国际援助后经济起飞，有些却迟迟不见起色？这些问题已超出当时经济学家的解答能力范围，盛极一时的发展经济学因无法指导现实而逐渐沉寂了下来。
印度裔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较早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出生在独立前的印度，亲历了1943年孟加拉地区的大饥荒，这是他童年的重要记忆，也改变了他后来的学术道路。他早年在社会选择理论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提出的“森不可能定理”，与“阿罗不可能定理”和“Gibbard-Satterthwaite不可能定理”共同构成社会选择理论的基石。上世纪80年代初，森注意到有些国家的GNP很高，如南美洲的巴西、墨西哥，当时人均GNP或已轻松超过2000美元大关，但人均期望寿命却不及斯里兰卡，婴儿死亡率也更高，而当时斯里兰卡的人均GNP都不过两三百美元。由此可见，以GNP作为经济发展的唯一指标，存在许多弊端。
阿马蒂亚·森认为，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发展的根本目标不应是最大化国家总体财富，而应是最大可能地发展每个人创造财富的能力。简言之，评价经济发展成功与否的指标必须是人，而不是钱。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拥有大量人口，在新古典经济学家看来，这都是非常宝贵的人力资本。可实际上，这些人往往缺乏教育，甚至不具备基本的营养和卫生医疗条件。在每天都要为生存而挣扎的环境下，人力资本模型根本无从谈起。
所以，森的研究改变了发展经济学的议题，把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从经济导向扭转为能力导向。他还据此设计出一套“人类发展指数”，为联合国所采用，目前已成衡量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数。
随着经济学其他领域的发展，经济学家逐渐掌握了一些新的技能，对发展经济学重拾兴趣。与半个世纪前的状况相比，上世纪90年代世界上很多地方的发展问题仍然严峻。亚非拉许多国家经济依旧落后，人民还在为温饱而努力，全世界有相当比例的人口每天生活费用低于2美元。与此同时，许多新问题如环境污染、能源耗竭也出现在经济学家亟需解决的问题清单上。虽然发展中国家经济还落后，但同样要处理此类问题。
上世纪90年代，哥伦比亚大学的萨克斯与纽约大学的伊斯特利，两位经济学家之间发生一场著名的争论。萨克斯曾经主导过南美和俄罗斯的经济转型，他当时雄心勃勃地推行一个“千禧村”计划，即在非洲寻找1000个村庄，根据当地状况试点脱贫政策。这1000个村庄成功后，影响会向周围辐射，从而带动整个非洲大陆的经济起飞。从这个角度看，千禧村计划已与当年的平衡发展理论不同，在向非平衡发展理论靠拢。
可伊斯特利反对萨克斯的计划。伊斯特利曾写过《白人的负担》，全面总结联合国与世界银行在全球推行扶贫政策的失败教训。他认为，从经济学家几十年来的失败教训来看，我们对扶贫所需知识极度欠缺，萨克斯在这些方面没有显著突破，所以他的千禧村实验仍不可能获得成功。
而MIT的经济学家贝纳基、杜弗罗以及周围的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萨克斯与伊斯特利的争论关键在于大家都对具体地区的经济发展过程所知太少。扶贫政策是不是管用，必须试了才知道。过去由于缺乏调查数据和检验政策的手段，所以只能抽象地从理论上推导。到了今天，贝纳基等经济学家已可采用来源更广泛的调查数据及实验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政策有效性了。而他们的研究表明，之所以人们原以为有效的大量政策会失灵，与当地的自然、社群、历史、风俗等诸多因素都有联系。每个地区情况各有不同，世间没有百试百灵的药方。很多在局部有效的经验，都需一步一步谨慎推广，尤其要重视“最后一公里”问题即具体实施操作的细节。只有在每一环都做好，发展计划才可能顺利施展。反过来，任何一个环节上的失误，都有可能对总体目标造成致命打击。过去几十年那么多发展计划的失败，实在一点也不奇怪。
所以，数据来源的变化和实证方法的进步，彻底复活了发展经济学这个学科。今天，促进这个学科的主要驱动力并非理论，而是实证数据，这一点以前少有人预料到。不妨把实证导向的研究方法与德国历史学派尤其是施穆勒的想法做个比较。施穆勒就不相信任何普适的、抽象的经济理论，而主张从浩瀚史料中提炼归纳出一些局部有效的经济学理论。施穆勒也特别强调统计调查方法，只是当时还没有那么丰富的数据，也没有足够管用的统计分析方法。这样看来，大规模实证研究的兴起，并不完全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继承之上，从某种意义上说，反倒是历史学派在复活。
（本文节选自《梁捷西方经济学讲稿》中“经济思想史的总结”，标题为编者所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