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精准审慎管理打赢防范金融风险攻坚战

□章玉贵

央行、银保监会日前联合下发的《系统重要性银行评估办法（征求意见稿）》，参考了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评估方法及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2012年发布的《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框架》，并结合我国实际对评估指标做了相应调整。一般认为，国内资产规模在1万亿人民币及以上的银行将入选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作为最后贷款人，央行将牵头制定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监管规定，强化流动性、大额风险暴露、风险数据加总和风险报告等方面的监管要求，开展监测分析与压力测试，以切实提高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经营稳健性。其中，通过对入选系统重要性银行的4个一级指标13个二级指标的定量打分，辅之以监管定性评价，将为后续制定实施差异化的特别监管要求和处置机制提供基础依据，这也标志着差异化监管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同时也为系统重要性保险机构、系统重要性证券机构相关评估实施细则的出台奠定了基础。

在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经济工作最重要任务之一的政策背景下，对银行、保险和证券等金融体系全面体检并找出监管能力与风险敞口之间的差距或不匹配性，在分类监管基础上，以精准的审视管理对标金融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不仅是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内生性需要，也是为全球经济与金融体系注入来自中国的稳定性安排。

回望马上要过去的2019年，在各地政府和监管部门的不懈努力下，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交出了一份效果突出的成绩单：前三季宏观杠杆率升幅分别为5.1、0.7和1.6个百分点，稳定的低增速助力企业部门降杠杆及地方政府化解隐性债务；平稳有序处置了高风险金融机构，及时遏制重大金融风险蔓延；大力整顿金融秩序，网络借贷等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已进入攻坚阶段，非法集资活动得到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的交易场所到控制，影子银行规模降至2016年来最低水平。

明年的金融防风险工作更为艰巨。看央行和银保监会所强调的明年工作内容，当前金融领域依然存在“突出风险点”，主要集中在高风险金融机构、重点金融控股集团、影子银行、网络借贷和非法集资等方面。尽管这些领域的增量风险已得到基本控制，但存量风险仍须高度警惕。此外，鉴于金融科技的蓬勃发展催生出许多新的金融业务形态，大大增加了金融监管的难度，未来金融法律法规的完善方向要从治标向治本过渡，补齐制度短板的步伐需要加快。新的阶段，为坚决打赢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央行和银保监局需要持续全面发力。

央行行长易纲稍早时在《求是》杂志撰文提出，央行已建立起宏观审慎管理的专职部门，正在强化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和金融控股集团的宏观审慎管理，抑制金融脱实向虚，引导金融资源更多流向实体经济尤其是薄弱环节。在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的关键点上，央行将精准发力，履行最后贷款人职责；同时，还将强化宏观审慎政策，压实各方面责任，未来还将逐步拓展宏观审慎管理的覆盖面，完善宏观审慎管理的组织架构。易纲行长实际上已给出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金融发展与监管改革的路线图与操作方案。

的确，作为金融资产规模居全球首位的超大型经济体，中国如何管理和配置好300万亿人民币金融资产，本身就是高难度命题。如今，中国金融业占GDP比重已达10%，而且金融深化趋势还将持续。除了是制造业大国，我国已成为全球系统重要性经济与金融大国，所以必须站在全球经济金融体系的稳定与国家经济金融安全的战略视角，来审视金融这个极为复杂的系统的本质。随着金融体系不断扩大和复杂性不断上升，隐性担保、信贷缺口、地方债、企业高杠杆化等问题日渐突出，局部风险或微观主体的个别风险不时显现。因此，我们再不能仅仅以静态的眼光看待现代金融，也不能简单搬用国际上有关金融创新、金融监管的相关理论，包括近年来盛行的现代货币理论（MMT）来指导或裁量我国的金融改革与发展。

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开放型经济体都必须在金融发展与金融创新中保持足够敏锐的风险直觉与精准审慎管理，方能在越来越不确定的全球经济与金融生态中稳住经济发展预期。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与金融控股集团，尽管在经济全局中已是“大而不能倒”，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于监管层和经济学界的重要反思是：正是这些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在复杂金融产品与金融机构风险定价能力的错配以及监管层的过度自信，放大了风险敞口，也因此错过了及时补位的时间窗口。拥有庞大金融资产的中国，既要重视实体经济绩效的不断提高，更要在风险与管控中找到最优解，推进金融高质量发展。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