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由放任到福利管制：
欧洲一个世纪的制度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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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20世纪欧洲经济史：从自由放任到全球化》
⊙郑渝川
一战结束后，欧洲大陆满目疮痍，而德国等战败国迎来了恶性通货膨胀。这成为魏玛共和国在20世纪30年代初走向崩溃，纳粹势力蛊惑人心最终上台的重要因素。二战后，类似的现象再次重现，而且相比20多年前表现得更为突出。欧洲人口平均减少了10%，2000万至3000万人背井离乡，战争几乎摧毁了欧洲半数以上的交通设施、工业设施以及近半数的民用住宅。一些欧洲国家再度滑入恶性通货膨胀。
欧洲之所以能摆脱二战后的经济困难，避免重蹈一战后的覆辙，除了源自美国的经济援助外，更重要的是，人们在当时意识到了基于经济学教条的自由放任经济政策对于走出经济困局的局限所在。
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杰出教授、东欧和中欧经济结构变化的权威学者伊万·拜伦德在其所著的《20世纪欧洲经济史：从自由放任到全球化》一书中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欧洲国家包括英国、法国等较早完成工业化的国家，以及在中东欧、南欧的尚未实现工业化的许多国家，都可归于自由放任体系。在那时，自由放任经济被认为与民主、自由密切相关，而首个完成工业化的国家英国则被认为是这种经济体制的典范。
应该说，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在19世纪确实获得了很大成功，主要标志是强化了欧洲国家之间，以及欧洲国家与美洲、亚洲许多地区之间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奠定了铁路、航运、电报等方面的国际标准，达成了若干国际合作协议。而跨越国境的金融业、工业体系也的确释放了很强的增长活力。但自由放任经济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加深了英国、法国、德国等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不仅如此，西欧核心国家与中东欧和南欧的边缘国家的发展水平开始出现剧烈分化，后者成为前者的原料产地和产品倾销地，尽管后者也竭尽所能提高工业化发展水平，但无法逆转既定的、不公平的产业分工。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已经导致了自由放任经济的衰退。参战国基本上都是仓促卷入战争，比如法国和德国都以在1914年年内结束战争作为目标。战争的持续引发了参战国的经济混乱，包括英国在内，各国都加强国家力量来应对战备和战时后勤供应的挑战。而在战后，自由放任经济卷土重来，这非但没有让欧洲国家恢复战前的繁荣，相反还延续了相当程度的经济混乱。1929年大萧条从美国席卷到欧洲后，欧洲各国政府不得不介入市场来挽救银行、产业。《20世纪欧洲经济史：从自由放任到全球化》书中指出，在20世纪30年代，其实不光是德国，欧洲其他很多国家都在很大程度上从自由放任经济体制，转向管制型市场体系。在这段时期，经济学大师凯恩斯的理论越来越受到重视。
回到本文开篇所提到的二战后，欧洲各国面临的突出经济困难。为了避免再次引发经济失败而引燃政治和社会危机，欧洲国家开始设计了一种独特的经济体系，那就是社会合作关系与混合经济。国家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内空前深入地介入，扮演教育、医疗、住房等多方面公共产品以及基础设施的供给者，这些改革加快了欧洲许多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也使得英国等工业国家更新了产业基础设施，从而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得以拥抱新科技革命的机遇。并且，在经济领域内不同产业、行业，各种形式的民主合作制度也被引入，有效弥合了战前长期突出的劳资矛盾。
当然，欧洲的社会合作关系与混合经济，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促进欧洲国家之间的团结。一战之前，欧洲各国之间就存在经济合作关系，但程度还不够深，而在二战以后的协作，是在资本、企业家、国家、劳工阶层共同参与并分享发展成果的基础上实现的，这让几乎所有的欧洲人都成为和平、协作发展的利益相关者。
正如《20世纪欧洲经济史：从自由放任到全球化》书中所谈到的，二战后欧洲摆脱自由放任经济而转向混合经济，重视社会建设，有效缩小了欧洲边缘地区那些欠发达国家与工业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提高了教育普及率尤其是高等教育水平，带动了全欧洲产业结构的转型，提高了服务业比重。
然而，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以及21世纪初，欧洲乃至全球许多地区开始重新进入一个崇尚自由放任的时代。跨国公司主导下的贸易与外国资本投资，成为全球化时代的关键词，以哈耶克、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促成了去监管化，极端式自由放任经济政策在全球推行，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从二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欧洲国家的经济政策格局。欧洲的工业国家逐渐抛弃了过去的政策纲要，因减轻社会福利责任，开始使得欧洲许多国家的社会不平等状况恶化——社会福利责任包括教育投入，削减这方面的开支也必然意味着欧洲社会发展水平有所下降，因而在承接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时，就造成人才储备等多方面的问题。
欧洲经济联合的进程，在20世纪90年代也开始加速。构建单一市场、单一货币，并实现金融、制造业的整合。《20世纪欧洲经济史：从自由放任到全球化》书中指出，制造业兼并、网络建设和联合生产在欧洲已基本实现，这意味着欧洲许多优势产业经历了有效的转型。欧洲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也让上述顺利完成转型的优势产业找到了技术合作的理想对象，并开拓了市场。但是，欧洲作为一个共同体，依然存在先进成员与后发成员之间的发展差距。因为欧债危机的发生，穷国应对危机、履行社会福利等方面的能力受到了挑战，而援助穷国是否已经成为富国完全没有必要背负的责任，这一辩题在欧洲也持续引发激辩。总的来说，20世纪80年代新一轮科技革命，新一轮自由放任经济体系的建成，促成了欧洲释放发展活力，但也妨碍了欧洲经济联合、整合的效率，并影响了政治、社会、文化等多层面的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