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信号“不响”却影响群体决策——读阿莱克斯·彭特兰《诚实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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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启雯
想象一个场景：假如你刚好陪女朋友在北京三里屯逛街，这时旁边走过一个美女，当你下意识地瞄了一眼，女朋友的灵魂拷问来了：是她漂亮，还是刚走过的美女漂亮？在你想用“夸赞”蒙混过关时，女朋友随身携带的一种人工智能测量仪却发出了“嘟嘟嘟”的警报声。该人工智能测量仪的测量结果显示，你的夸赞不够诚实，你在说谎。
人类的语言常常带有“欺骗性”，而“诚实的信号”这一源于生物学领域的概念现在颠覆性地告诉我们：对方说了什么不重要，传递出的信号才重要。
被媒体和学界冠以“可穿戴设备之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阿莱克斯·彭特兰在他的专著《诚实的信号》中，正是展示了如何借助可穿戴设备和机器学习算法，在不知道具体交谈内容的情况下，通过记录面部表情、语调等“社会化信号”，来反映出个体或群体对话题的感兴趣程度，从而帮助人们更全面地重塑个体和群体的决策模式。
“无意识思维”比“有意识思维”更有效
一群商界新秀因一项重要任务聚集在麻省理工学院：每个人都要提交一份商业计划书并现场陈述，再由高管们遴选出最佳方案并请场外专家团队进行评估。
同时，还有一台经过特别设计的数字设备也在监控整个过程。这台设备并不记录每个人陈述的具体内容，而是记录他们的表达方式，包括在演讲过程中的语气、身体的活跃度、与听众交流时的反应等。这种设备的设计初衷是测量另一种非语言的交流方式，即人类的社会化意识。
当评估活动接近尾声时，高管们选出了他们认为最好的商业计划。然而，这个计划并未得到场外专家团队的认可。但是，房间里的另一位“机器观察员”却做出了和高管们同样的选择。
这是彭特兰教授所做的一项实验。在他看来，高管们和测量设备选择的方案并不是最完善的，却可能是现场最打动人的。在社交能力和言语表达这两种方式中，哪种沟通模式更能影响最终决策呢？答案是，社交能力更胜一筹。
当高管们聆听这些商业计划书时，大脑的另一部分正在记录其他重要的信息，包括陈述人有多相信自己的想法，他们在展示时有多自信，他们完成计划的决心有多大，而这类他们自己不知道会同时被考量的信息，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他们的选择。
依据彭特兰教授的研究，人们拥有“第二种沟通渠道”，即并不关注文字而是围绕社会化联系进行交流。尽管我们往往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这种社会化渠道却深刻地影响着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项重大决定。换言之，人类无意识的信号互动形成的“社交回路”影响了我们的行为和群体决策。如果对其背后机制有清晰的认识，或许能帮助我们提高信息在群体人际网络中的流通效率。
这不禁让人联想到知名作家金宇澄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繁花》，小说中最极致的一种表达是“不响”。这也“不响”，那也“不响”，谁都“不响”——小说中有1500多个“不响”，构成了1500多个潜台词。看似累赘且无理，但细细读来，却余音绕梁。正是这一个又一个的“不响”将小说推向顶峰，每个人都用“不响”做过最高亢的表达。
之所以语言不是人际交往中“可信的信号”，原因在于说话的成本太低。彭特兰教授在《诚实的信号》中毫不讳言地指出：“所谓‘诚实的信号’，是难以抑制的，因此它们所表达的含义是可靠的。”
彭特兰教授研究小组通过名为“社会化测量仪”的随身携带的传感器，记录人们在社会活动中的面部表情、手势姿态、声音韵律、交流对象等信息。通过数据分析，能够捕获我们自然流露甚至无意识流露出的“诚实的信号”。他发现，即便完全不知道交流的内容，也可以利用这些信号判断一个人是否对相亲对象有兴趣，是否拿到一副烂牌却虚张声势，是否有诚意考虑员工升职加薪的要求。
把探索的付出与预期回报结合起来
人类捕捉与解读行为信号的能力与近亲猿类，甚至可能与更广泛的动物群体都很类似。比如，蜜蜂。蜂群中最重要的群体决策之一就是定位蜂巢的位置。蜂群会派出少数侦察蜂，去侦察环境以寻找良好的巢穴位置。一般来说，侦察蜂的数量约占蜂群总数的5%。当侦察蜂返回蜂群时，那些发现更好地点的蜜蜂会用更高强度和更长时间的舞蹈来表达自己的发现。这种“社会化信号”的成功传递，将会引发更多的侦察蜂被派往这些更好的位置。这些蜜蜂侦察完之后，再回来通过舞蹈来表明它们是否倾向于这些新位置。最终，当足够多的侦察蜂发出的信号强度达到了一个临界点时，整个蜂群将聚集起来向新地点移动。通过高活跃度所表达的“社会化信号”，将每个侦察蜂的信息进行传达、加权和汇集，不断地召唤越来越多的个体，直到整个群体达成共识。
群体效应广泛存在于大自然中。彭特兰教授是想通过“蜂群找新蜂巢”的例子说明，获得信号只是第一步，更关键在于怎么解读这些信号，并让其在生活中发挥作用。
彭特兰教授甚至通过不同信号的组合，分别对应四类社会角色：探索者、倾听者、团队合作者和领导者。不同的诚实信号，可以组合起来表达不同的社会角色，这些社会角色传达出了说话者的社交态度和意图，同时也可以准确地预测沟通结果。因此，当一群人聚在一起时，你不仅要考虑个人行为，还要考虑他们之间由信号传递而形成的“社交回路”。
在彭特兰教授看来，仅仅通过观察人们在一般情况下是如何组合使用“诚实的信号”，就可以准确预测许多重要活动的互动结果。在诸如销售、谈判、约会、招聘及其他类似场合下，谁会最终成功。那么，“社会化信号”又是如何产生智能决策的呢？对此，彭特兰教授认为“点子集市”或许是一个不错的解释。
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贝叶斯牧师将信息融入数学理论中。贝叶斯展现了如何按照预期收益比例对信息进行加权，以得出最佳预测结果。换言之，贝叶斯方法可以产生收益最大化且风险最小化的决策。“点子集市”就是基于贝叶斯理论来整合所有人想法的行之有效的方式。
对于管理者而言，要想从团队讨论中提取有用的信息，需要首先通过面对面交流的方式来促进信任和共鸣，营造一个开放的环境，这样可以使解读信号变得更容易。之后要花时间解读团队的每个信号，处理好信源可信度和冗余信号的问题。最终通过利用团队本身具备的群体智慧，帮管理者做出更可靠的决策。如果这些信号被忽视，即使团队成员都很聪明，团队的交流也不会带来新的信息，反而会让每个成员成为压力下爱耍小聪明的投机者，对出现的任何新问题都采取回避、隐藏或掩盖的处理态度，即使试图解决问题，也只是为了把责任推给别人，最终造成聪明人的群体反而作出错误决策的现象。
蜂群的决策过程强调信息的发现和整合。良好的群体决策不仅能消除信源可信度和冗余信号的问题，还能消除无知。如果没有对周围环境进行彻底调查，那么怎么知道已经找到了最佳的巢穴位置呢？
彭特兰教授通过对比研究发现：为了避免陷入无知的困境，蜂群的方法似乎是利用“点子集市”来引导发现，并在每次信号传递后按比例分配侦察蜂的数量。使用“点子集市”来引导发现是一个出色的解决方案，这是因为它把探索的付出与预期的回报结合起来。这与风险投资家在为创业公司分配资金时，其分配比例与对该公司预期经济增长量成正比的情形大同小异。
毋庸置疑，蜂群的行为与典型的早期人类群体行为颇为相似。部落中的一部分人每天都要外出，有些人采集食物，有些人去狩猎。当一天结束的时候，大家聚集在篝火周围，使用基于“社会化信号”的“点子集市”来整合各自所观察的信息。部落的成员会解读这种“网络智能”，再决定他们第二天的行动目标。就如蜂群一样，“最有希望的食物源”将具有“最积极的信号行为”，自然会吸引更多的同伴。如果在几天之内吸引到足够多的人，整个部落甚至会迁徙到丰富的食物源附近。诚如彭特兰教授指出的那样：“社会化群体的决策过程最有趣的特性是，高效的群体要比任何个体成员都更具智能。这是由于群体具有准确整合各个成员手中信息的潜力。这也是为什么要聚在一起通过头脑风暴来做出决定。”
在家庭、工作团队，甚至整个组织中，社交网络中的信号传递模式深刻地影响着个人以及整个团队的行为。特别是随着可获取的人们行为数据越来越丰富，再加上人工智能的助力，测量行为信号与诚实相关性的准确度也会越来越高。良好的信号模式有助于产生正确的决策，而低效的信号模式则可能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那么，在群体中，如何才能传递良好的信号？
彭特兰教授建议通过大数据、可穿戴设备，去连续、定量地测量人类行为，从而得以解读所在组织的“网络智能”，进而构造出一个由紧密联系的核心小组和分散的人员组成的团队。通过对社交网络中的信号传递模式的细致观察，能够获得网络中所有个体成员的隐性知识。这种捕捉群体智慧的“网络智能”方式获得了令人惊叹的研究成果，而且通常比传统的决策方法要有效很多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