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用“创新”实现了超越——读《创新的先知：熊彼特传》
| ||
|
◎朱玉强
近年来，随着创新活动在中国如火如荼地开展，越来越多的中国研究者、创业人希望能深入了解、认识熊彼特及其提出的以“创造性毁灭”为标志特征的“创新理论”。美国商业史专家托马斯·K ·麦克劳所著《创新的先知：熊彼特传》一书，可以很好地满足人们的这个愿望。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与凯恩斯同龄，是一位有深远影响的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麦克劳曾经说过，那时还没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如果有的话，熊彼特将毫无疑问地获得此殊荣。
在《创新的先知》里交叉有生活和学术的两条线索内容，可满足不同阅读目的读者需求。如果读者能够将熊彼特的生活经历、学术成就予以互相融合、对照阅读，效果会更好，因为生活是学术的背景，学术是生活的成果，生活和学术相互影响、联系紧密，不宜过度分割阅读。
自助者天助之
熊彼特能够成为一代经济学大师绝非偶然，这是他的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良好的外部条件所共同促成的。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自助者天助之”。熊彼特从小在母亲乔安娜的悉心照料下，在优质的贵族学校里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并于十七八岁左右萌生了要成为“经济学界的米开朗琪罗”或者“社会科学领域的天才达·芬奇”的理想。
在作者的笔下，熊彼特聪明、勤奋、博学，是学校的优等生。比如，他不仅钻研经济理论，还学习了大量历史、法律、文学、商业、社会学、心理学、数学以及政治学等方面的知识。如此广泛的涉猎，使他日后的影响力不只局限在经济学领域，还扩展至社会学、政治学和历史学。一位与熊彼特同时代的人曾说过，熊彼特“可能是最后一位伟大的博学者”。熊彼特喜欢按照贵族的风范行事，注重人文修养、气质，为人幽默诙谐，风流倜傥，为无数女子所倾慕。他喜欢说自己希望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欧洲最伟大的骑士和维也纳最伟大的情人。不过私下里，熊彼特因怀念在短时间内先后逝去的母亲、妻子安妮和刚出生的儿子，而长期黯然神伤。他努力通过工作来掩藏自己的悲伤，并开始将经济学和社会理论结合在一起。也许只有像熊彼特这样博学多才，又全心投入学术工作来压抑自己内心伤感的人，才可能为人类奉上影响深远的“创新理论”成为“创新的先知”。
这本传记对影响熊彼特成长、成熟、取得成就的外界因素做了详细、生动的记录。这些记录明确地告诉读者，能够承受社会的磨难锤炼是熊彼特成为经济学大家的重要原因。比如，熊彼特曾做过奥地利的财政部长，但任期很短暂；随后又做过银行家和专业投资者，也都铩羽而归。仕途失意、生意失败的经历使熊彼特认识到创业的艰辛、工商业经营环境的险恶和金融业的变幻莫测。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说：“他犯了很多错误，但当他重返真正适合自己的学术界时，这些有关资本主义性质的第一手经验教训都被证明是无价之宝。”
熊彼特还有很多挚友，他们在其事业发展中特别是遭遇低谷时给予了他很大的帮助。例如，在熊彼特仕途、生意失利之后，坊间就盛传熊彼特先后任职的奥地利财政部和比得曼银行之间存在黑幕交易。这让打算重返学术界的熊彼特差点失去入职波恩大学的机会。好在那时熊彼特得到了两位好友的鼎力帮助，才最终得到了聘请。而这两个人是极力举荐熊彼特的波恩大学教授阿瑟·斯皮索夫和证明有关流言是毫无根据的维也纳新闻记者古斯塔夫·斯托尔珀。
从动态和发展的观点提出“创新”
《创新的先知》是熊彼特的生平传记而非其学术思想教科书，所以没有过多地阐述熊彼特学术成果的内涵，而是从多个角度介绍、评价熊彼特学术思想的起源背景、形成过程、对错正误、影响意义，以此让读者能准确理解、正确对待熊彼特的学术成果。
熊彼特的学术成果很多，“创新理论”是其中最耀眼的成就。《创新的先知》以“创新理论”为重点，比较全面地描绘出熊彼特学术成就的全貌。有一种说法，认为熊彼特年轻游学时目睹了大国之间的竞争，于是意识到，通过“创新”，落后国家是有可能超过先进国家的。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经济变动的一种形式或方法，从来不是静止的。于是他从动态和发展的观点提出了“创新”。
“创新理论”的最大特色，就是强调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至高无上的作用。他最早在《经济发展理论》里提出“创新理论”，将“创新”定义为“生产函数的变动”，并具体提出了五种创新类型，即：采用一种新的产品；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市场；掠取或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建立任何一种新产业的组织。他运用“创新理论”，在《经济发展理论》中分析了经济发展的现象和动力；在《经济周期》中解释了资本主义的运行和本质；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中，推断了资本主义的前途和命运，由此形成了一套理论体系，轰动了西方经济学界。
作者高度评价了《经济发展理论》，认为是20世纪经典经济学文献之一，“并为熊彼特的声名鹊起奠定了坚实基础”。另外，作者还介绍说，《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是熊彼特最畅销的著作。从经济学角度看，该书正式提出了“创造性毁灭”一词。创造性毁灭是一个演进过程，用新产品、新企业或新组织淘汰旧产品、旧企业或旧组织。“创造性毁灭过程是资本主义的本质体现，它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组成部分。”
与凯恩斯的“瑜亮情结”
熊彼特和同龄人凯恩斯之间的学术纠葛也总是被作者经常拿出来“说事”。作者对这些纠葛虽然着墨不多，却涉及了熊彼特的主要经济思想的形成过程，是读者完整、深刻认识熊彼特学术思想的线索之一。
比如，作者“爆料”说：“熊彼特认为凯恩斯著作中的一些思想实际上来源于自己，但无论如何他最终还是写信送上了自己热情洋溢的祝贺，称该书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当然，这些都是笑谈。作者在书中还是很严肃地评价道：熊彼特的学识要比凯恩斯广得多；凯恩斯对历史知之甚少，对社会学也缺少兴趣，更不能很好地读懂德文。但凯恩斯在运用简单的语言进行有说服力的论证方面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天才。而熊彼特对凯恩斯的这种擅长似有不服：“我们总是强调简化的好处，而不管这样会带来多大的牺牲。”
作者认为，从1936年直至熊彼特生命终点，凯恩斯都是熊彼特心中的幽灵。1939年，熊彼特的学生们组织了讨论熊彼特著作《经济周期》的哈佛研讨会。但参会者几乎都没有全文阅读该书。据说，在讨论中，每一个人都谈到了凯恩斯，但是没有人谈到熊彼特的工作。《经济周期》反响平平的原因之一就是它碰巧出版在凯恩斯名著《通论》1936年问世后不久。不过，《通论》在问世之初许多著名评论家也给出了差评，其中包括熊彼特。作者认为，熊彼特对凯恩斯在年轻经济学家中受到拥戴感到不快，但《通论》吸引读者眼球的，恰恰就是使熊彼特感到不快的那方面：《通论》为大萧条开出了疗方。尽管凯恩斯在理论上可能并不完全正确，但当时人们最关心的是以什么样的治理方案终结大萧条。与此相反，熊彼特出于价值中立信仰，拒绝给出任何药方，这就极大地降低了《经济周期》的吸引力。
直到20世纪末期，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才真正受到重视，许多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政治科学家、企业管理教授等都自认是熊彼特主义者。1983年，在熊彼特和凯恩斯100周年诞辰之际，《福布斯》宣称，是熊彼特而非凯恩斯，为席卷世界的快速经济增长提供了最好的指引。在21世纪，对熊彼特著作的引用量超过了凯恩斯。在当代经济学作品中，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或许是使用频率最高的术语。《创新的先知》也对熊彼特作了公正的评价：“熊彼特从不狭隘，而且总是超越经济学的范畴……阅读他的书，就像聆听贝多芬的交响乐或者欣赏毕加索的画，永远充满挑战，尽管有时令人不快，但从不沉闷。无论重复阅读多少次，你似乎总能从中找到新的发现。”
其实，熊彼特与凯恩斯的理论各有千秋。熊彼特的密友、学生阿瑟·史密斯认为，这两位最卓越的经济学家相互反感对方的著作，是极其遗憾的事。熊彼特的著作可以很好地矫正凯恩斯对创新在资本主义演化过程中重要作用的致命忽视。反过来，熊彼特自己的缺陷恰恰可以被凯恩斯理论的光辉之处所弥补，即把消费和投资作为总量概念来考虑，并用宏观经济学理念思考国民经济总产出。此外，作者又在书中“爆料”，熊彼特在其另一本里程碑式的巨著《经济分析史》中专门撰写了名为“凯恩斯与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篇章。在这篇章节里，“熊彼特分析了凯恩斯思想的源泉和影响，自此以后，他终于驱除了自1936年以来便萦绕于身的幽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