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应对频现的“蝴蝶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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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蝴蝶灾变：如何应对全球化带来的系统性风险》
◎郑渝川
今年3月，一艘万吨巨轮搁浅在苏伊士运河。此事尽管随后得以解决，但全球贸易却仿佛被按下了一个暂停键。有分析称，因苏伊士运河堵塞以及后续拥堵，造成了全球贸易运费、附加费用涨价，同时部分原材料、零配件和商品售价也在短期内出现上涨。
类似的供应链事故等原因造成的供应链受阻事件，近年来并不鲜见。2011年，泰国暴发了罕见的洪灾，降雨量多于往年约三成。该次灾害不仅让作为稻米出产国的泰国大幅减少了粮食收成和出口，并且分布在泰国的多家汽车制造商的工厂，以及电子产品的加工企业也被淹没，导致全球硬盘驱动器产量下降了28%，造成硬盘价格大幅上涨。
英国经济学家、牛津大学全球化与发展学教授、马丁学院高级研究员伊恩·戈尔丁等人在所著的《蝴蝶灾变：如何应对全球化带来的系统性风险》一书中指出，在需求效应和替代效应的共同作用下，上述产品的市场价格大幅上升，上演了活生生的蝴蝶效应的一幕。
供应链风险不可不察
事实上，2012年的世界经济论坛曾就泰国洪灾带来的供应链风险总结指出，供应链没有为灾难性事件预留太多空间。在作者看来，长期以来，全球化生产和贸易盛行的指导思想，在各类自然灾害和社会事故频发的背景下已经显得不合时宜，而且带来了极大的不稳定性。
以汽车、服装、电子产品等外包率很高的产业为例，品牌厂商将制造流程或部分零部件的生产转移到劳动力和能源成本很低的地区，比如东南亚的一些国家，这样做虽然可以节省相当多的成本，但是外包商所在的国家或地区的基础设施往往很薄弱，缺乏自然灾害预防和减灾救灾的物资储备，以及经过专业训练的人员。由于人员训练不足所导致生产事故、管理事故也不断。随着许多行业的关键部件甚至整体流程外包度的提高，这就使得这些产业的供应链稳定性受到挑战。
作者在书中指出，受日本明星企业丰田的影响，许多制造业企业也引入了精益生产体系，将等待、搬运、加工、存货、动作、不合格品重修等六个耗费企业资源的环节尽可能削减。但是，这个目标其实过于“精益”。由于企业越来越依赖准时制生产和交付，不断减少过剩生产，导致整个供应链链条紧绷，一旦某个环节出现了问题，就会使整个供应链链条崩溃。同时，作者还在书中谈到了目前全球管理教育趋同化的现象，即产业界对外包生产和盈利战略最佳实践的推崇，将进一步加剧了全球供应链风险。
要降低供应链风险，稳健的做法是储备足够的缓冲库存，创建受外部危险影响有限的独立单元。在某种意义上，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我国多地尽管也受到了疫情的影响，但是就因为保留了医疗器械、消毒和防护用品的独立生产能力，从而能够在国际贸易秩序出现短时间剧烈震荡的情况下，避免了相关产品的供应链中断。相比之下，海外一些国家和地区就因为上述产品供应链被切断，在抗击疫情方面遭遇了困难，甚至出现了在国境线堵截他国口罩等消毒和防护用品的情况。
要更加重视各类系统性风险
今年入秋以来，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出现了罕见的缺电现象，这一方面缘于极端天气造成了风电等新能源发电供给的中断或大幅减产；另一方面，火电发电也面临着一定程度的原料供给不足。这也正是作者在本书谈到的包括能源风险在内的基础设施风险。
作者在书中指出，美国等国家的电网建设时间已经很久，电缆等设施普遍老化，从而造成夏天和冬天均会因高温或低温等因素产生大面积停电。类似的问题也出现在巴西等不少国家。而欧洲由于天然气供给依赖俄罗斯等国，则也会因俄罗斯与乌克兰、波兰等国的地缘问题而持续处于供给不畅的状态。作者认为，当前加强供电、电信、公路、铁路、港口等基础设施的弹性十分重要，因为这些设施的安全稳定运行对全球化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作者在书中还深入分析了金融风险、供应链风险、基础设施风险、大流行病风险等波及全球的系统性风险对全球经济、社会以及世界各地民众生存发展带来的影响。在作者看来，全球化意味着相互间的联系愈加紧密和日益复杂，各类风险的交织会让缺乏准备的国家、城市和个人遭受严重的损失。
全球化进程不可逆转，但风险也不能罔顾。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系统性风险对于民众而言不再是抽象概念，而是体现在每个人的境遇上，哪怕是没有确诊病例的少数地区和城市，也会因为全球疫情而受到供应链中断而带来的贸易等方面的损失。为此，作者强调，应当加强全球协调合作，降低系统性风险对各自经济的损害。同时，要在全球范围内减少金融、基础设施、供应链、公共卫生等方面的复杂性，提高简化度，增强问责性，建立起应对各类风险和危机的治理机制、缓冲区、安全网和应急程序。
作者在书中提出了应对各类系统性风险的建议：一是建议各国政府在区域和城市规划中，要重视防洪等应对各类自然灾害和社会风险的投资建设，要将关键节点分散化，以确保弹性更高；企业界、金融界应当形成更为全面的战略投资眼光，鼓励各类领军企业、龙头企业、创新企业及其控制的供应链在零配件供货、供应链灵活性方面增加储备。
二是要加强各国之间，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政府与企业、投资界之间有关风险与不确定性的充分沟通，推动应对各类风险举措的透明化，明晰各方应承担的责任。
三是加强风险度量，鼓励天体物理学家、气候科学家、流行病建模专家、神经科学家等多学科领域的专家合作，积极发展复杂性科学，建立多国合作的全球风险计算和研究中心，用科学工具挖掘各类系统性风险的预警系统。
四是纠正经济激励措施，政府、企业等各方均应将激励机制偏向于注重长期业绩，以及是否有效注意和应对了系统性风险。此外，还要制订相关的应急计划，明确并履行统一的法律责任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