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降低技术创新带来的负面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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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技术陷阱：从工业革命到AI时代，技术创新下的资本、
劳动与权力》
◎郑渝川
在19世纪、20世纪初、20世纪中期，关于“机器换人”造成失业的讨论，已经进行过多次，而且呈现出与今天相似的特征：年龄越大的人越难以适应新技术，旧有技术水平越高的人越难以适应变革。比如，电影放映最初采用的是默片，放映前影院会邀请音乐家进行现场演奏。有声电影诞生后，影院就不再需要雇佣现场演奏的音乐家。相比之下，当时技能水平相对较低的人倒是更容易谋得电影放映员、检票员一职。
如果再追溯到工业革命时期甚至更早，人们会惊奇地发现，近代甚至在古代，人们实际上完全清楚新技术在提高生产力的同时，会带来不良的社会影响。知名经济学家、经济史学家卡尔·贝内迪克特·弗雷在其所著的《技术陷阱：从工业革命到AI时代，技术创新下的资本、劳动与权力》一书中指出，多个古代文明都不断发明新技术，但却很少用于产业，主要服务于公共设施和军事设施，比如水利工程、宫廷建筑、武器等。这也就是我国古代的长安，以及同时期的罗马，都有非常高水平的污水排水系统、供水系统和消防系统，但是当这些古城被破坏后，后来新建的其他大城市的市政建设无法恢复到长安或罗马相近水平的原因。
在古代，当新技术被发现可以极大地提高农业或手工业生产力时，统治者就必须清楚地判定这种提高会不会危及统治秩序。对新技术的抵制，在古代的东方和西方都普遍存在，直到14世纪末、15世纪初，欧洲各地仍然抵制诸如采用自动压制针头（用来加快裁缝速度）的机器。也就是说，古代的东西方都曾长期陷入相当程度的技术陷阱，技术发明不能驱动经济进步，因而孤立存在。即便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诸如达·芬奇等科学技术巨匠虽然有许多极富创意的技术创想，但是却没有被实际呈现出来。
工业革命首先出现在英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经过光荣革命，议会越来越多地采取行动来捍卫工商业的利益。所以，当工业革命涌现诸多直接应用于产业的新技术，传统的公会、行会组织试图予以阻挠，甚至发起破坏机器的行动时，英国政府不再支持工人和公会、行会，而是站在了新技术一边。
从18世纪至19世纪，新技术捍卫者反复宣导，新技术以及机械可以创造新的、报酬更高的就业机会，而且还会因为生产力的提高降低商品价格，让消费者受惠。这个观点当然是对的，就像是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逐渐深入地改变了生产和生活，确实创造出更多的生活福祉，提供新的就业机会。但是作者在书中也指出，新技术每一次的深入应用，都会出现一批因取代型技术出现而变得多余的工人。尽管大部分经济学家承认，技术进步在短期内会产生一些问题。但很少有人提到，这个“短期”可能是人的一生。很多人认为，机器、新技术、人工智能带来的影响从长远来看是好的，“然而对那些失去了生计的工人，尤其是没法活到能体验新技术带来好处的那一天的工人来说，长远影响有什么意义呢？”
这也可以解释在19世纪，当工业化进程迅速推进时，欧美各地都掀起了风起云涌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原因。恩格斯清晰地指出，工业家依靠工人阶级的苦难而变得富有。为了走出政治和社会层面的震荡，欧美各国开始引入有助于部分缩小贫富差距的社会保障制度，并通过普及教育来扩大中产阶级，增加新技术创造的新岗位供给。20世纪初期，在美国等国家，随着电气化和私人小汽车的普及，日渐扩大的中产阶级，确实起到了降低社会震荡的作用。
但正如本文之前所提到的那样，新技术的不断诞生和应用，尤其是20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自动化机械的采用，对于人工岗位起到了不断挤出、挤占的作用。固然，在20世纪20年代、40年代、60年代、80年代，每一次有关“机器换人”的争论都会因为新技术创造的新岗位有效地弥补了原有人工岗位的“损耗”而消弭，但是20世纪末以来，由智能化、机器人带来的新挑战则完全不同。美国和欧洲在这几十年内，都出现了蓝领阶层陷入失业，但无法适应计算机-互联网革命，从而成为被“遗弃”一族，进而演变为强烈抗拒全球化贸易、技术变革的民粹势力的现象。本书援引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17年在美国进行的民意调查结论指出，受访者中有85%支持用政策将劳动力自动化限制在危险岗位，有58%的受访者认为即使机器更好也更便宜，也应当对使用机器取代工人的岗位的数量加以限制。这种剧烈的态度变化，可以从一个侧面证明新技术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影响，已经分化到了多么严重的地步。
很显然，而今无论在任何国家和地区，都不可能重拾古代文明的政策，即禁止新技术应用于产业。但要避免社会的继续撕裂，仍然需要采取必要政策来降低新技术应用所造成的社会震荡。作者在书中建议：第一，要继续重视教育，加大教育投入，技术进步越快，教育投入就应该越大，尤其是那些出身贫寒、表现优异的孩子应当获得政府出资所提供的良好教育机会，以及适应新技术、新产业的各类技能培训服务。第二，要提供工资保险，尽可能减少因自动化陷入生活困境的人数。第三，提供更为广泛的税收抵免，降低工薪阶层的税负。第四，限制房价上涨，降低民众尤其是中低收入民众在住房方面的成本支出，可以让这些民众的子女继续生活在新技术发展驱动的中心城市，不必迁出，从而有利于社会公平。第五，加大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将高薪劳动力市场与住房便宜地区连通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