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贫困与富饶之问——读《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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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宏图
1972年，在新几内亚一个岛屿上，当地人亚力向正在那里研究鸟类进化的戴蒙德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是白人制造出这么多货物，再运来这里？为什么我们黑人没搞出过什么名堂？”这一看似简单的问题却将戴蒙德问懵了。为了回答亚力之问，戴蒙德从研究自然演化转向了对人类历史演进的考察，写作了这本《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前后历时20余年。1997年，本书甫一出版，立刻好评如潮，赞誉纷至沓来，当然也不乏批评的声音。在20多年之后，重新阅读这本书，也许我们会更为冷静地重估这本书的价值，在批评者所说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和赞誉者之间找到其合理的张力，追寻戴蒙德的写作思路与主旨。
尽管戴蒙德数次提及此书是要回答亚力之问。但在我看来，这只是戴蒙德创作此书的一种“修辞战略”。可以说，借助这一问答性的“修辞战略”，他要对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美国占据主导性地位的“产权制度学派”提出挑战。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为代表的“产权制度学派”，提出了制约甚至决定一个国家现代化进程变革与财富创造的重要要素是制度安排这一观点。比如，人们常常认为推动英国工业革命的原因是一系列的技术发明。对此，道格拉斯·诺思反问：那么新技术和新工艺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诺思认为，只有在专利制度下，鼓励技术变革，并将创新的私人收益率提高到接近于社会收益率的一整套激励机制下才能形成这样推动力。
戴蒙德并不赞成。对此，他表示，当经济学家谈论他们眼中的“良好制度”时，他们指的是那些激励个体以积累国民财富为目标而工作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并坚决认为制度是造成国家贫富的主要原因。而实际上，我们需要考察制度建立的动因与支撑制度运转背后的要素。正如戴蒙德所说，我们必须追问良好制度的起源。要了解起源，就得探究复杂制度背后各种人类社会中或好或坏的深层历史渊源，即过往出现的良好体制，往往源于其背后的一根长长的历史链条，从扎根于地理的终极原因一直连到体制的直接变量。由此，戴蒙德将问题推向良好制度植根的基础，以及找到如何建立良好制度的各种要素。如果没有这些要素作为支撑，不仅自己原生的良好制度无法传承，而且即使后来照搬发达国家的制度，最终嫁接的新制度也会因水土不服而崩溃。
这一思路不免让人联想到18世纪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的思想传统，正如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所说，法律的内在精神是由包括一个国家的地理环境在内的很多要素决定的。正是沿着这一思想传统，作为自然科学家，戴蒙德从1.3万年前开始的“人类史”出发，展现了自己宏大的历史视野，并以自然科学家一以贯之的研究方式将复杂的历史演进植入一个简洁明了的因果之链，用追溯的方式即从历史的起源进行谱系式的考察。
当然，自远古以来，人类所处的地理环境差异不免会带来贫富分化，但如果在现代意义上来说，英国工业革命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分水岭，从根本上改变了英国以及“西方”在全球体系中的地位，形成了通常所说的“贫富分化”。
那么是否可以据此认定“西方”占据优势地位就是自1.3万年以来的历史演化所致，成为一种“历史的宿命”？其实，不能做出这样简单唯一性的理解。就整体性的“西方”而言，其能够获得这一主导性地位，成为“富国”，完全是在历史演进过程中人们不断选择的结果。正因如此，也许我们还可以从工业革命之后，沿着历史演进之正序列的演绎法来进行考察，从而为这一贫困与富饶之问提供另外一种视角。
从时间线上来看，工业革命首先起源于18世纪50年代的英国，然后大约在19世纪50年代传入包括近邻法国在内的欧洲大陆国家，19世纪60至70年代则传至德国和美国等国家，19世纪70至80年代扩展至捷克等东欧国家，到19世纪80至90年代进入俄国，此后走向全球。这幅清晰的路线图表明了一个浅显的道理，即一个国家是否能够走向工业革命，实现工业化，成为富饶之国，不在于其是不是首先发起工业革命，而是在工业革命发生后，是融入先进文明发展的进程，接受工业革命的成果，还是自我封闭，拒绝改革？这是对各国或地区的严峻考验，也是被拉开差距与形成贫富分化的最为重要的原因。
由此，也就关涉历史演进的一个核心问题：在英国工业革命发生后，世界上的其他地区就不再独立进行第一次工业革命，而只能是在本土的条件下接受工业革命的成果，与这一历史进程接轨。所以，我们不必过多地纠结于一个国家受其地理环境等要素制约而未能成为第一个发生工业革命的国家，而是需要更多地去研究如何对待工业革命及其现代性的那些思想观念、态度和行为方式。如果在更广阔的空间中进行比较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有些国家吸收了英国工业革命的先进成果，成功实现了本国的工业革命；有些国家选择改革，避免沦为依附国家；反倒是亚非拉诸国却依然昏沉，继续走着既定的老路，逐步远离了现代世界。为何这些国家长时间没有跟上现代化的步伐，这才是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
历史是“长时段”演进的产物，甚至受地理环境的制约，它会支配着人们的意识、观念与行为。但我们也不能忘记，历史也具有人的主体性、主动性和选择性，如何选择并在这一选择中创造历史，突破既定的种种限制，则为我们思考不同国家和地区分化为贫困与富饶提供了重要视角。
对历史的反思就是为了打破贫富分化是种既定宿命的思维，从而选择和决定自己的历史命运。其实，人类社会的命运并非仅仅缘于1.3万年以来的人们所居住的地理环境的差异，而是在这一历史演进的过程中，特别是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后，看谁能够抓住那些转瞬即逝的历史机遇，主动融入现代文明的潮流之中，从而脱离贫困，迎来富饶。因此，阅读此书，重要的不是获取戴蒙德在书中所提供的丰富的知识与研究方式，而是要思考全球不同区域和国家的人们今后将会以何种方式走向未来。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非常赞同戴蒙德所说的这句话：“人类社会的历史可以当作科学来研究，就像研究恐龙一样，我们的收获对当今的社会有益，因为我们会明白什么塑造了现代世界，什么又可能塑造我们的未来。”
（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