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需求才是推动科学和技术变革的最大动力——读《科学革命的密码—枪炮、战争与西方崛起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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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需求才是推动科学和技术变革的最大动力
——读《科学革命的密码—枪炮、战争与西方崛起之谜》
◎朱玉强
文一先生是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特聘教授，国家千人计划入选者。他在《科学革命的密码——枪炮、战争与西方崛起之谜》一书中，通过娴熟的文理知识、翔实的中欧近代史史料、严谨的逻辑分析和判断，对在“西方中心论”影响下的科学革命的起源、动因重新进行剖析，揭示了真正的科学革命的“密码”。该书还原史实、发人深省，使人在认识中沉思，在沉思中醒悟，在醒悟后奋进。
对“李约瑟之谜”新解
作者在该书中的论述可谓有破有立，这突出地表现在作者对科学革命以及和科学革命紧密联系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大航海运动等重要历史时期的分析和论述中。
当前全球流行的“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对这些联系紧密的历史时期大多给予肯定和赞扬。对此，作者在书中却用大量的史实资料进行了质疑和驳斥。这冲击、颠覆了很多读者固有的历史认知，使他们认识到这些贴着“科学”“革命”“复兴”“改革”和“大航海运动”等“高大上”标签的历史进程的另一面：科学革命的发展动力很强劲，但其内在却充满血腥和暴力。
作者不盲从主流权威的勇气，自信、科学地质疑经年久远的历史定论的学识、智慧，是《科学革命的密码》一书的可贵亮点。作者这种冲击旧有、僵化的历史研究羁绊的底气，既来自作者正本清源、求真务实的治学态度，也来自作者扎实的学术专业水平——缜密的逻辑论述和严谨的历史佐证。比如，科学革命是指16至17世纪欧洲的自然科学研究取得重大突破、近代科学兴起。而作者将科学革命主要聚焦在极具代表性的“伽利略—牛顿物理学革命”和“拉瓦锡化学革命”。这就把科学革命这一宏大、厚重的历史议题化繁为简，从而可以更清晰准确地洞察世事、发现问题、分析历史、作出评判。
科学革命的起因、动力问题即科学革命的密码问题。作者在书中以解析“李约瑟之谜”作为探讨这个问题的突破口。“李约瑟之谜”又称“李约瑟之问”，包括“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两层含义，在该书中则被聚焦于“科学革命”。作者介绍说，“李约瑟之谜”有多个版本，其雏形原文是：“为什么近代科学，即我们普遍适用于自然并为普世所公认的科学思想的理论化体系，发展在西欧，而不在中国？”作者在书中将其简化为：“为什么科学革命发生在西方而不是东方？”
马克斯·韦伯和道格拉斯·斯诺等思想家对“李约瑟之谜”有个经典的解释：“资本主义制度诞生在西方而不是东方。”作者将这句话通俗化，即科学革命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除此之外， 学术界也存在多种阐释理论。比如，有一种流行历史观认为，“西方民主、理性、正义，东方专制、迷信、任意”才导致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爆发在西方而不是东方。对此，作者反驳道：这无法解释，为什么18至19世纪的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西方公认的政治制度远比英国君主立宪制先进和包容、人民远比英格兰人勤劳、金融制度和私有产权保护远比英国完善的荷兰？而且荷兰早在英国光荣革命实现“君主立宪”之前就已实现更先进的共和联邦制度，比美国还要早一二百年；英国几乎所有的金融“创新”都是学习模仿荷兰；在17世纪英国通过发动三次英荷战争超越荷兰之前，荷兰是欧洲公认的金融中心、商业中心和制造业中心；荷兰的宗教宽容政策比同时期的英国更能吸引欧洲其他国家的异教徒和能工巧匠。可奇怪的是，这样的荷兰既不是17世纪欧洲科学革命的中心，也不是18世纪工业革命的中心。
另外，这类历史观也无法解释，为什么近代史上处在类似于“东方专制主义”时期的法国、德国和苏联也能够工商业繁荣并产生大量卓越的数学家、科学家、艺术家。作者还论述道，科技创新的动力主要来源于战争和军备竞赛，因此科技是在国家竞争体系的推动下才得到了高速发展。而中国自从秦始皇实现大一统之后，就铸剑为犁，不可能再面临春秋战国时代那种规模与对等级别的国家竞争体系了。因此，中国没有了春秋战国时代所面临的军备竞赛和这种对于科技发展至关重要的爆发式推动力量。换言之，“李约瑟之谜”与“民主、理性、正义或专制、迷信、任意”无关。
“科学革命”的另一面
在打破旧有观点的基础上，作者提出了该书的核心论点：社会需求才是推动科学革命和技术变革的最大动力；没有任何需求比得上人类在集体性死亡面前产生的求生欲望和由此导致的集体行动。
原本科学革命在“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中被塑造成美好、先进的历史进程，可当作者用具体的史实予以诠释后，读者会震惊地发现，科学革命的起因和动力并不平和，而是汹涌的刀光剑影、人类互戕的波涛骇浪。
作者分析认为，近代欧洲国家竞争体系下的激烈军备竞赛，导致了中央集权的形成与国家力量对科学技术和热兵器研发的大规模投入，这使得与热兵器相关的科研人力资本和知识积累由量变到质变，最终引爆了一场“科学革命”。其中，包括了基于炮弹力学原理的伽利略—牛顿物理学革命和基于火药爆炸的氧化燃烧原理的拉瓦锡化学革命。另外，再通过国家竞争体系内高压强下的激烈商业竞争、殖民竞赛以及相伴随的贸易战、金融战、间谍战、技术剽窃、全球市场开拓和由产业政策带动的产业链急剧升级，而引爆了工业革命。进一步概括就是，激烈的军备竞赛形成了强大的“战争需求”，进而促成了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这就像冷战期间美苏两大阵营的军备竞赛与地缘政治争霸，导致了计算机、互联网与航天科学的突飞猛进。
作者将“这种你死我活般的竞争和发展”称为“社会动力学演化之路”，并将其命名为 “战争·商业”循环加速器的发展模式。该模式是指，军备竞赛的需要推动了军事科学的发展，军事科学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一般基础科学的发展和武器技术的提高。在这个良性循环的基础上再加上商业（指军火贸易）这个要素，便形成了西方国家在军火工业方面的“战争·商业”循环加速器。这种发展模式就是近代欧洲科学革命密码的具象——国家、民族图存，求强和致富的意志，方法和行动。
科学革命进程中的很多人和事并不是人们通常被告知的那么美好。比如，书中就记载，伽利略曾被威尼斯兵工厂长期聘为科技顾问，是一名经验丰富的炮击专家。他提出的关于物体运动的惯性定律和自由落体定律都是从研究炮弹的运动轨迹中提炼出来的。在书中，作者没有对伽利略作过多的评价而是把这个权力留给了读者。在科学革命的进程中，类似伽利略的知名人物有很多，如书中谈及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画家、科学家、发明家达·芬奇，在法国大革命中殒命的著名化学家拉瓦锡等人。公正地说，由他们参与、政客们主导的科学革命，是充满你死我活的人类互残过程，但其结果却促进了人类的进步、文明的发展。或者说，科学革命推动了世界文明的发展，但这是以牺牲众多生命、摧毁部分文明为代价的。对此，科学革命的“密码”发挥了积极却又尴尬的作用。
科学革命以及深刻影响科学革命的“十字军东征”“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大航海运动”等，推动了人类的思想进步、文化繁荣、科学发展、贸易交流。但是，这些成就的取得是以人类社会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的反动为代价的。比如，对于人们赞誉有加的“文艺复兴”，作者就在书中图文并茂地详细介绍了这个过程中出现的道德沦丧、教廷腐败、宫廷政变盛行、暗杀频发等黑暗、消极的一面。罗素曾感叹道：“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除达·芬奇及其他几个人外，都不尊重科学。”“为获得文艺复兴时期的那种伟大成就，意大利准备付出多少代价，忍受多少暴力、凶杀、战争、欺诈和混乱？”
面对攸关国家发展的新的科学革命，发展、赶超中的国家若再使用近代欧洲科学革命的“密码”已不可行，因为“一个早已经通过热兵器竞赛完成了‘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西方列强阵营是不会给后来赶超者使用‘战争·商业’循环加速器这种发展模式的机会的。”那么对于发展、赶超中的国家而言，适合他们开展科学革命的新密码又该是怎样的呢？
作者认为，科学革命的“密码”应该遵循经济规律：需求创造供给。这就给了读者很大的启示：科学革命的“密码”在形式上需要与时俱进，在作用机理上则要坚守经济规律不动摇，即要用社会需求来推动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变革。而对于这种科学革命的新密码，作者的答案也极富建设性、前瞻性：“只有进入一个需要科学技术的时代，才能产生一大批卓越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而只有果断打开国门投入到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竞争的历史洪流中，才能进入一个需要科学家而且能够大批量、系统性产生科学家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