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资本要素利益分配 推进多元资本共存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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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依法规范和引导我国资本健康发展进行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为更好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理解资本要素在现代经济体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上证研究院特别推出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资本要素研究系列，围绕资本要素配置与共同富裕建设、资本正面作用与资本无序扩张、资本制度与资本监管、资本创新与风险防范以及资本要素与其他要素协调发展等五方面的问题进行探讨。
编者按：
□ 杨成长 龚芳 袁宇泽
4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依法规范和引导我国资本健康发展进行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资本是我国重要的生产要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既是一个重大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既是一个重大实践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关系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关系到国家安全和社会问题。
本篇文章聚焦讨论资本要素配置与共同富裕建设的关系。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的关键在于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引导资本更多发挥正向作用，在提升资本配置效率的同时推进共同富裕建设。这其中包括三个重要问题：一是推进多种形态的资本共同发展、有序竞争；二是处理资本和利益分配的关系，提升劳动要素的分配占比，让更多社会公众来共享资本要素收益；三是发挥资本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上的作用，缩小城乡差距，更好地推进共同富裕建设。
1.推进多种形态资本共存发展
公平竞争制度是提升市场经济运行效率的关键制度。“十四五”期间我国要推进各类不同所有制企业在科技资源、金融资源、社会资源和网络资源获取上的公平市场地位，创造各类资本公平竞争的良性生态。
近年来我国资本规模显著增加，资本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破除所有制问题上的传统观念束缚，将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明确资本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工具，全面推进改革开放。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来看，在按支出法衡量的GDP中，我国资本形成总额从1978年的1383亿元增长至2020年的44.2万亿元，资本形成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持续维持在40%以上。与此同时，资本带来的资源配置效应推动企业资产规模快速增加。根据第四次经济普查的数据（以下简称四普数据），2018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建筑业及第三产业企业的总资产为843万亿元，占当年GDP的比例为936%。与2004年底第一次经济普查时相比，企业总资产增长了近9.6倍，与境外市场相比，我国企业数量及企业资产规模也一直处于全球前列。
我国资本发展的特征
当前我国多种形态资本发展呈现五大特征：
一是资本运行主体更加丰富多元。从数量来看，我国企业法人单位数量从2010年的651万个快速增长至2020年的2505万个。从结构来看，2018年底我国的法人单位数量为1856万个，其中私人控股企业数量为1738万个，占比超过93%，吸纳的就业接近73%，国有控股及外资控股企业的企业数量和吸纳的就业也呈现明显提升态势。从增量来看，近年来我国新开业企业主体数量持续创新高，2017年以来每年新开业法人单位超过300万个。
二是国有资本在重大国计民生领域发挥主导作用。根据《国务院关于2018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2018年我国国有企业总资产为474.7万亿元（不含国有行政事业单位和国有资源）。根据四普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第二和第三产业的企业总资产为843万亿元，其中国有企业资产占比约为56%。从行业领域来看，国有资本在工业、建筑业、金融业及公共服务业中都占据重要地位，据粗略估算，国有控股企业资产在上述产业资产占比分别为21.1%、35.2%、82%和30.1%。
三是民营资本规模快速增长，在服务业中占据重要地位。据粗略估算，2018年民营企业总资产接近290万亿元，占我国企业总资产的比重超过35%。2018年民营企业总资产相对占比较高的前六大行业依次是教育、居民服务修理、餐饮、零售、批发和文体娱乐等，相对占比均超过50%。
四是境外资本加速流入，我国吸引外商投资规模持续创新高。根据四普数据，2018年外资企业（含港澳台）的总资产接近55万亿元，占我国企业总资产的比重超过6%。从行业分布来看，制造业、房地产开发、金融、批发业和租赁商务服务是外资资本投入排名前五的行业，外资企业总资产规模均分别超过5万亿元；从相对占比来看，近年来外资企业在电子信息技术服务、汽车制造、高端酒店及餐饮上的活跃度明显提升。
五是混合资本加速发展，发挥多元资本治理优势。当前混合资本在租赁商务、科技技术研究、房地产开发及制造业领域的重要性不断提升，借助混合资本形式我国不断吸收借鉴现代企业治理制度，引入境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水平，同时发挥我国国有资本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重要作用，形成了多元资本、多业态企业共存发展的新态势。
五方面引导多元资本共同发展
引导多元资本共存发展是发挥资本要素在资源配置中枢纽作用的基础所在。要加速推进多元资本的共生共存，借助资本市场机制推进多元资本的社会化，鼓励各类资本有序竞争。接下来，可从以下五方面寻求重点突破：
一要加快解决资本垄断问题，推进不同所有制资本的公平竞争，推进多元资本共生共长。公平竞争制度是提升市场经济运行效率的关键制度。近年来，公平竞争问题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运行效率最明显的因素，行业垄断、不正当竞争削减了民营企业进入部分行业领域的积极性，平台经济在部分领域的新型垄断极大挤压了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据粗略测算，我国每年有将近20%至30%的GDP福利损失是由不公平竞争造成的。“十四五”期间我国要推进各类不同所有制企业在科技资源、金融资源、社会资源和网络资源获取上的公平市场地位，贯彻“竞争中性”原则，全面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破除地方保护主义、破除所有制歧视，创造各类资本公平竞争的良性生态。
二要以国企三年改革和混合所有制改革为契机提升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的竞争力。其一，在基础设施、初级产品及产业引领上发挥国有资本的独特作用，强化国有资本在国计民生以及与国家安全相关领域的主导地位，优化国有资本结构，加大国有资本在金融基础设施及信息安全等方面的投入，确保经济金融安全。其二，提升国有资本的竞争力，推进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在公共服务等领域强化国有资本的公共属性和社会属性，在市场竞争领域借助混合所有制改革提升国有资本的活力。其三，切实解决国有企业及国有资本的激励问题，“十四五”时期国有企业要按照“市场化选聘、契约化管理、差异化薪酬、市场化退出”的方式选拔职业经理人，解决好微观主体的激励问题。
三要健全产权保护，进一步激发民营资本的活力。完善产权制度是激发民营企业市场活力的重要制度基础，要全面依法平等保护民营经济产权，鼓励公开公平公正参与竞争。要为民营企业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着力打通当前民营企业发展中面临的堵点，打消民营资本的发展顾虑，提振民营资本的投资信心。另外，民营资本自身也要加快完善现代公司治理制度，积极融入到产业链发展中，为大型龙头企业提供相应的产业配套，在产业链的特定环节上去做大做强。
四要借助制度型开放继续加大吸引外资资本，完善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制度。要加快落实外商投资法，持续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尤其是在疫情冲击下，要加速推进自贸区及外商企业的复工复产，畅通国际贸易物流。要逐步推进服务业的对外开放，健全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健全对外商投资的审查、不可靠实体清单等制度，持续加大吸引外资力度。要为境外资本在国内做大做强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逐步从商品开放、服务开放走向制度型开放，努力提升中国在全球重要产业链中的地位。
五要优化资本市场基础制度体系，推动资本的社会化，为各类资本发展创造更大的空间。要以注册制改革为抓手加速推进资本市场的系统性改革，发挥资本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枢纽作用，更好推动技术、数字等创新要素的发展和创新资本的形成。要加快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加快推动更多资本实现高度社会化，企业股权实现分散化。
2.正确处理资本和利益分配问题
要积极处理好资本和利益分配的关系，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建设。具体来看，可从劳动要素的新变化、资本持有人的社会化以及三次分配机制入手。
当前我国初次要素分配呈现三大特征
一是劳动要素分配占比不高且不同行业之间的差距较大。受历史因素和统计口径影响，目前我国劳动要素收入占比相对较低，2020年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刚超过3万元，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不到50%，和西方国家相比有15%至20%的差距。另外，目前我国不同行业间劳动力要素成本差距较大，2019年信息传输及计算机服务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为16.13万元，同期农、林、牧、渔业人员的平均工资仅为3.93万元，两者之间的收入差距高达4.1倍。
二是资本要素分配占比高，但资本投资收益率又偏低。目前我国资本要素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约为20%，较西方经济体近10%的分配占比偏高，但同时我国企业的总资产收益率水平又相对较低，粗略估计我国地方国资企业的平均总资产回报率仅3%左右。
三是我国政府部门分配占比相对不高，但政府支出不断上升。2021年我国税收收入约为17.2万亿元，占当年GDP的比重约为15%，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20.2万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24.6万亿元；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约9.3万亿元，支出约11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率持续攀升。
正确处理资本和利益分配的关键点
要平衡好资本要素利益分配，关键在于处理好三大关系。
一要处理好资本的集中化趋势和共同富裕强调机会平等之间的关系。根据资本的逐利性和扩张性，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生产资本将呈现集中化趋势，近年来我国不同行业集中度都有所提升，社会生产资本进一步向大型企业及行业龙头企业集中。与此同时，共同富裕建设强调机会均等和公平竞争，其中在生产资本上强调各类资本的平等准入和公平竞争，在生活资本上强调推进生活资本的分散均衡。要处理好生产资本集中化与生活资本均等化之间的关系，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须要借助区域、行业之间的横向调节机制来实现均衡发展。
二要处理好社会资本集聚和财富的性质来源变化的关系。我国企业资本的积累经历了从最初的家庭资本到货币资本直至目前智能资本主导的新变化。在科创驱动发展的新阶段，传统资本的重要性在逐步下降，以人为载体的创新资本重要性不断上升，劳动开始重新支配资本，社会财富分配结构发生重大变化。要加速推进资本持有人的社会化，不断提升智能资本在要素分配中的占比，以智力劳动引导社会要素重新分配。
三要处理好资本流动与资本价值创造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要充分发挥资本要素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借助以人为载体的智能资本的流动，引导更多社会资本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和数字化等新领域，形成创新资本。另一方面，又要防止资本的过度频繁交易形成价格泡沫。近年来，我国各类资产都呈现出明显的高换手、高流动性等特征，2020年A股年换手率为3.49倍，居于全球主要交易市场的首位。高换手率使得我国各类资产价格受市场流动性影响极大，资本在金融市场之间的频繁换手并不创造价值，要引导资本更多流向实体经济领域，为实体企业赋能。
从三方面入手处理资本和利益分配
要积极处理好资本和利益分配的关系，着实推进共同富裕建设。具体来看，可从劳动要素的新变化、资本持有人的社会化以及三次分配机制入手。
要根据劳动要素的新变化，提升劳动要素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提高劳动要素在初次分配中的地位不仅表现为提升劳动要素的分配占比，更重要的是，要根据劳动要素的新变化，更好发挥以人为载体的智能资本的作用，提升智能资本在要素分配中的占比。鼓励劳动者通过自身专业能力的提升，将技术、数字、知识、管理等附着在劳动力上，进而创造更多的价值。
要推动资本持有人的社会化，发展普惠金融，让资本的分配收益由更多的社会公众来共享。一要加大推广普惠金融理念，稳步提升居民财产性收入占比。当前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结构中，财产性收入占比较低，2020年城镇居民人均财产性净收入为4627元，收入占比为10.5%，同期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仅为419元，占比仅为2.4%。要借助金融工具和服务体系的完善来引导更多社会民众分享资本利益分配。二要优化居民家庭资产配置结构，当前我国居民家庭资产的70%以上都配置在房产和储蓄中，股权资产及保险保障的占比不足5%。与此相比，美国居民家庭资产中的70%为金融资产，金融资产中权益类资产所占的比重接近50%。要加快推进资本市场投资端改革，引导居民借助长期股权和债权投资获得稳定的资本投资回报，提升财产性收入比重。三要加强对重点人群的金融服务，尤其是要加大对农民、牧民、低收入阶层及中小城镇居民的金融服务，防止上述群体由于普惠金融服务的匮乏在财产性收入上进一步拉大与其他群体之间的差距。
要发挥三次分配机制在推进共同富裕中的重要作用。在再次分配上，要完善税收体系和社会保障带来的收入再分配效应，缩小贫富差距。一方面要扩大税基、降低税率，近年来随着居民财富的积累，财产性收入在居民收入中的占比明显提升并呈现出富人阶层中财产性收入占比高，中低收入人群中工资性收入占比高的结构性特征。要借鉴中国香港等市场经验，增加房产税、遗产税等财产性收入征税，扩大征税品种。另一方面要增加基础税基的可抵扣项，在目前引入住房贷款利息或住房租金、子女教育、大病医疗等专项附加扣除的基础上，将部分特殊人群的支出，如年金性质的保险保障支出也纳入到附加扣除范围，有效提升税收在收入再分配中的调节作用。在三次分配上，要积极调动个人捐赠和自主自愿服务的比重，目前我国三次分配中的捐赠以企业为主，个人捐赠占比不足30%。要加快完善与三次分配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推进信托法的修订，加快研究制定遗产税、捐赠管理等制度安排，对于个人慈善捐赠给予税收减免政策支持。
3.发挥资本作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一方面，要以城市群为核心，加快推进城市群内要素市场的一体化发展，让更多城市群内的居民享受到均等公共服务。另一方面，要引导资本加快推进以县城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以县域经济发展作为抓手切实提升中小城镇居民的生活质量。
当前我国区域发展差距较大。一是我国东西差距、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在东西差距上，2020年以长三角、京津冀和珠三角为代表的东部城市群GDP占全国的比重超过42%。其中，长三角和珠三角的人均GDP均超过10万元；而滇中、黔中、兰西、天山北坡以及宁夏沿黄等西部城市群发展则相对滞后，占全国GDP产值的比重不足6%。在南北差距上，2020年北方城市中仅有北京进入到GDP总量前十梯队， 2019年南方城市群GDP总量为57万亿元，北方城市群为33.5万亿元，相对比值1.70，较2015年1.39的相对比值明显上升。二是城乡、区域不动产市场分割引致区域收入差距和价值走向反差不断加大。当前导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主要原因是财产性收入，这其中又以房地产的投资收益差距最为显著。近年来大城市房价的快速上涨以及向其他中小城市的蔓延使得城镇居民、大中型城市居民较好地享受到房地产的增值收益，但农村居民由于宅基地土地价值低且难以变现，基本没有获得土地及房产资产增值带来的收益。三是不同区域在社会保障及公共服务供给上面临较大的差距。当前我国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居民社会保障差距较大，统计数据表明，近年来农村居民的保障性支出大幅提升，医疗保健占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从2013年的8.9%上升至2019年的10.7%，较同期城镇居民医疗保健支出的占比高出近2.5个百分点；占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享受的社会保障的覆盖率约为75%，低于俄罗斯80%及印度95%的覆盖率。
要有效发挥资本的价值发现功能，以城市群一体化和新型县域经济建设为抓手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一方面，要以城市群为核心，加快推进城市群内要素市场的一体化发展，要以资本要素为核心，推进城市群内土地、劳动、技术和数据等要素一体化配置和发展，要打破区域壁垒，以城市群为整体来推进产业链的分工和协调，增强城市群内核心城市对周边城市的辐射带动能力，借助新城建设将更多中心城市的公共服务资源向外辐射，让更多城市群内的居民享受到均等公共服务。要调整对不同城市群的考核标准，对于生态保护区、边疆地区的城市群要加大对其生态安全、边疆安全、社会稳定安全的考核，适当弱化对其GDP指标的考核。另一方面，要引导资本加快推进以县城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强化在道路桥梁、水电煤气等基础设施建设上的支持，加大对县域经济开发的财政支持力度，以县域经济发展作为抓手切实提升中小城镇居民的生活质量。
要逐步解决城乡和区域之间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均等化的差异问题。一是进一步推动常住人口市民化。我国目前拥有1.5亿城市常住人口，推进常住人口市民化是党中央国务院的下一个重要目标。常住人口市民化不是简单的城镇化，重点在于推进常住人口享受同等的社会服务公共保障福利，包括福利房保障房的申购权、租售对等下的入学选择权、基本医疗服务保障权等。要按照常住人口而非户籍人口的规模来配置公共服务资源，对于人口持续净流入的城市要进一步加大公共服务资源的供给。二是借助市场化改革，引入更多社会资本来优化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目前城市社会保障需求以住房保障为主，而农村则以医疗、教育等方面为主。由于农村人口分散，其社会保障直接提供成本较高，要改善保障提供方式，借助公共服务业的市场化改革来引导更多社会资本进入，为居民提供更适合、多样化的保障服务。三是健全市场化的生态补偿定价机制，借助生态补偿、转移支付等多种举措来缩小区域在公共服务及社会保障上的供给差异。要发挥资本的价值发现功能，对边疆及部分西部城市群承担的生态保障功能进行市场化定价，借助区域间的生态补偿机制强化工业带对农业带、生态带的补偿，更好地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