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驱动力——读《中国经济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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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 宇
研究中国经济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但又是最具挑战性的课题。中国经济涉及面广泛，并且没有历史先例和可供参考的经验范式，在现实的特殊国情和偌大的国家经济治理体系中，观察理解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的发展脉络，既要把握现象背后的逻辑，更需要在现实和未来进行验证，因此颇具难度。但是，这也正是许多学者毕生致力于研究中国经济的意义所在。一方面，可以通过不同阶段的研究共同构建起中国经济发展的线索，因而有了厉以宁的《非均衡的中国经济》和林毅夫的《解读中国经济：解读新时代的关键问题》，而王东京的《中国经济突围》则围绕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的11个议题进行了系统性的讨论。
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新发展阶段的背后是中国经济总量规模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并且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和增长趋势出现了新特征，不再以数量增长为主，而是强调高质量发展。对此，作者在书中称之为“告别数量型经济”。这个阶段的经济发展特征，主要从“中心人物”需求和主导产业转型两个层面来看。一是以人民群众的需求变化为目标；二是在满足人民群众需求的同时，产业也面临转型升级。由此出发，中国经济不再以GDP作为衡量的唯一标准，不同时期的经济增长速度高低并不具有可比性，高质量发展主题的背后是如何针对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作出战略部署，抢抓全球产业链的核心地位。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适应中国经济的新发展阶段？作者给出的答案是产业升级。虽然已经有不少经济学专家讨论分析了产业升级的各种路径和方法，但是对产业升级的逻辑究竟源自哪些层面还未能更好地加以阐释。作者在书中给出了一个背景，即中国的产业结构基本上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体系，门类齐全，具备较强的生产制造能力，但在全球产业链竞争中基本上处于中间位置，在关键核心技术和产品上依赖国际市场。
作者认为，必须加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抢占全球技术创新的制高点，坚持自主创新，才能从根本上解决 “卡脖子”的问题。近几年来，国家在体制机制、政策、资金和技术研发等各个领域加快改革，加大对自主创新的支持力度，逐渐取得了成效，未来有望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取得突破，将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重要驱动。
研究中国经济新发展阶段绕不开“双循环”，即必须深入研究如何加快建设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内需发展一直是核心，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超过了80%以上，目前中国也已经达到了65%以上，未来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对此，作者在本书的第二章从“立足供给侧扩内需”展开了讨论。作者从两个层面进行分析：一是就业层面。只有充分的就业才能解决消费内需的供给问题，即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从供给侧释放消费潜力，包括重点支持中小微企业，稳定投资和市场预期，奠定稳定扩大就业、减少隐性失业的基础。二是投资层面。无论是民间投资还是大众创业，其目的都是为了解决就业问题，近几年国内外发展形势复杂多变，促进民间投资扩大生产和通过创业解决就业都是可行的办法。政府鼓励大众创业，旨在通过创业推动就业。
接下来作者就政策层面的发力点展开讨论。作者主要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个层面进行了系统探讨。在财政政策方面，作者认为积极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要立足于供给管理，主要手段是减税，重点是结构性减税。财政政策如何更好地发挥效力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作者认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一方面要警惕地方债务问题，另一方面要选好支持的选项，要重点加大生态环保、科技创新和扶贫的支持力度，这几个领域将成为破解中国经济增长瓶颈的突破口。在货币政策方面，区别于欧美国家的超大规模宽松货币政策，中国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没有搞“大水漫灌”，强调精准滴灌，重点支持国家重点发展的领域如制造业、绿色低碳、科技创新等，以及普惠中小微企业、乡村振兴等薄弱环节。货币政策的目标取向在于稳定币值，最终货币的供应要与需求相匹配，提高资金配置效率。
而从欧美国家的货币政策来看，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欧美国家越来越依赖宽松货币政策释放流动性来刺激经济，因而不可避免地造成了高通胀，以致深陷“滞胀”的风险。作者认为中国汲取了这方面的教训，更加注重经济内生性增长，更加强调发展制造业和推动科技创新。近几年来，中国政策层面十分强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同时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做好两方面的平衡，坚持“以我为主”，这也为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冲击提供了坚实的屏障。
作者在本书的第五章着重提出了“有为政府和公共选择”问题。作者认为，顶层设计与地方试验是改革的两个方面，二者并不冲突。改革需要顶层设计，也需要地方试验，重点在于二者之间的互补，这就是有为政府的内在逻辑。顺着这个思路来看，中国近几年提出的包括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深化改革以及扩大开放等顶层设计，均强调了地方试点的积极作用。由于中国的区域和城乡结构存在客观上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在顶层设计层面下的地方试验可以发挥地方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提出可复制推广的经验，既保证了全国上下一盘棋，也能够更加稳健地推动改革进程。
对于顶层设计的意义，作者从交易费用和“帕累托最优”两个层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通俗地说就是，凡是让他人利益受损的改革均得通过顶层设计，协调各方利益诉求。顺着这个思路，作者在第六章到第八章分别从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打通创新“两个一公里”、保护竞争和反垄断三个层面作了分析。应该看到，有为政府在这三大领域均有重要作用。政府的改革和政府功能的发挥既要有所作为，也要有所不为，重点在于把握好市场和政府的边界，在坚持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主体性地位的同时，强调更好地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
作为经济学者，本书的作者王东京长期担任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班主讲教员，对政策有非常深刻的理解和洞见，善于用通俗语言解析复杂的经济现象。对于读者来说，观察这些经济现象，试着分析背后的逻辑，可以帮助我们建立理性的分析框架，客观认识新发展阶段，更好地把握未来宏观经济走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