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不确定性环境中实现可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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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求解不确定：中国与世界经济发展的逻辑》
◎汪兴隆
“不确定性”是当今世界一个“确定性”的显词，各国政府、国际经济组织、学术界和实业界都在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探讨“不确定性”，试图在不确定性的世界中寻找确定性。世界是如何从弗里德曼所描述的“世界是平的”走向“小院高墙”？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政治经济演变格局，如何求解？
《求解不确定：中国与世界经济发展的逻辑》一书是国际金融论坛（IFF）学术委员、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章玉贵教授近年来对中美经济关系、世界经济发展格局、疫情影响下各国经济政策刺激、中国经济新发展理念、全球经济合作逻辑等进行深度思考后的总结和理论阐释。置身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者在国际经济学基本理论基础上，深入解读了主要经济体之间博弈日趋复杂、多变，且合作竞争并存的相互依存关系；剖析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深陷不确定的深层次原因；分析中国在经济下行压力和疫情考验的双重影响下，始终体现大国担当，从容应对和降低不确定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与世界各国一同共享经济发展成果。作者认为，主要经济体应消除“以邻为壑”的狭隘心理，加强合作，改善治理，走出不确定增长的迷雾，共同建设一个更具稳定性、韧性和包容性的全球经济体系。
“萧条经济学”正在敲门
在书中，作者首先论述了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实际经济增长和产业技术进步无法有效对冲不断累积的金融泡沫和金融风险的观点。作者认为，在疫情的冲击下，西方国家采取无限量的货币宽松和逆全球化政策，试图将本国的危机转嫁给他国的经济达尔文主义注定无法拯救全球经济，有效需求不足的“萧条经济学”正在敲门。同时，地缘政治冲突的加剧导致“资源民族主义”抬头和石油价格攀升，不仅推动欧美通胀上升，更使石油美元体系迎来真正挑战。
作者表示，2001年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发展大大超出了西方预期，迅速成为全球最主要出口国及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的核心。为巩固和维护原有的国际经济贸易和金融秩序，一些西方国家开始渲染和鼓吹“中国威胁论”，不断歪曲中国互惠共赢的发展意愿，试图遏制中国和平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路。
作者认为，当前全球经济与贸易体系面临结构性的担保人缺位，一些国家层面的精致利己主义明显抬头，以期凌驾于WTO法律框架之上，否定多边规则与多边机制，导致WTO的全球经济担保人作用逐渐失效，造成货币的国际信用严重受损，使亚当·斯密和李嘉图在国际经济学方面设想的自由竞争在现实中只能是梦想。
而在应对疫情的金融政策方面，以美联储为首的西方国家大力推行现代货币政策理论，实施无限量的量化宽松政策，试图通过财政赤字货币化来避免需求过度萎缩并增加杠杆。如美联储仅在2020年3月一个月内就使其资产负债规模暴增2万亿美元。在疫情期间全球供应链局部中断的背景下，这种无节制的流动性释放，无异于“火上浇油”，其直接后果就是通胀飙升，美国再利用不断加息来使美元升值，以此引发美元潮汐的回流，进而收割其他较弱的经济体，将全球经济置于更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之中。
如何寻找经济发展之锚？
在书中，作者在深入分析产生不确定性环境的基础上，就中国如何实现可持续增长提出应对之策。
一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畅通内外循环。作者认为，中国正在通过良好的制度设计和建设21世纪的高标准市场体系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并以优质产能的全球化配置、提供可复制的商业模式等一系列方式，不断释放经济开放与对外贸易发展的红利，这些都将构成21世纪上半叶全球化红利的核心组成部分。因此，中国提出并推动落实“双循环”，既有利于全球经济再平衡，也是在高水平开放背景下，构建全球价值链供求双中心，进而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一旦中国全面打通内外循环之间的接口，并在整合已有条件的基础上，形成全球价值链的供给与需求双中心，中国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经济与产业发展之“锚”。
二是坚持高水平改革开放。对于已经深度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尤其是全球价值链体系的中国经济，若要实现产业链上的进一步升级，既离不开本土企业自主创新技术能力的提升，也离不开有实力的外资深度参与。事实上，中国已经实施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包括继续大幅缩减负面清单，推动现代化服务业、制造业、农业全方位对外开放，并在金融服务业与高端制造业等更多重要领域允许外资控股或独资经营，就是这一开放逻辑的政策表达。
同时，更大规模增加商品和服务进口，是中国由制造业大国和出口大国向产业与资本强国迈进，进而发展为全球经济体系重要担保人的自然逻辑延伸。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支持，各国必须消除“以邻为壑”的狭隘心理，加强合作、改善治理，走出不确定增长的迷雾，共同建设一个更具稳定性、韧性和包容性的全球经济体。
三是实现经济有效增长与协调发展。未来一段时期，中国在加大人力资本投资的同时，应以前瞻性的技术投入和高质量的技术改造引领产业结构整体升级。现阶段，一些具有相对竞争优势的企业更应在承接国际技术转移的基础上，通过自主创新提高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安全度。与此同时，中国应着力提升金融市场、研发设计、系统集成等专业服务能力，强化金融服务、技术供给和运营管理功能，特别是管理全球供应链的能力，加大对战略新兴领域的关键技术投资，以期在关乎中国未来国际分工地位的关键产业领域，突破核心技术瓶颈，早日形成支撑中国下一个增长周期的高端产业群，达到经济有效增长与协调发展。
四是防范化解系统性经济金融风险。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随着中国金融资产规模的不断扩大，风险向银行部门集中的趋势越发明显。中国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过程中，必须高度警惕外部风险传导与内部风险交织的叠加效应。尽管中国人民银行等金融监管部门在防范化解系统金融风险方面已经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政策工具箱里相关工具也较为丰富，但在管理复杂金融系统方面的能力仍须加强。在金融市场高水平开放的背景下，中国金融业的整体竞争力有待提高，金融制度环境与国际接轨程度也有待提升，宏观审慎政策要做到“宏观、逆周期、防传染”，进一步提高精准审慎管理能力，打赢防范风险攻坚战。
如何实现全球经济繁荣共生？
作者认为，在当前不确定性的环境下，全球经济要迈向稳健增长，主流经济学的变革已刻不容缓。
第一，中国不断推进与深化的经济改革实践已渐成体系并得到验证支撑。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中国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但更植根国情，在国企改革、经济转轨、政府与市场关系等重要领域进行了不懈探索。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转型不仅丰富了现有经济学的研究，而且有可能改变主流经济学的一般结论。作者指出，中国的成功实践证明，尽管产权明晰非常重要，但并非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唯一安排，只有在市场经济其他制度相应完善的背景下，产权的内生才会明晰化，从而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发展。而在一个有效政府的引导下，国企不仅能适应市场化，而且能在市场竞争中构筑新优势。
第二，中国新发展理念已翻开了经济增长新篇章。面对新环境下国际竞争与合作，中国提出基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及有关实现政府与市场、供给与需求、公平与效率、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关系的有效均衡新发展理念。
众所周知，发展不仅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之一，也是人类求解贫富差距、粮食安全、气候变化和绿色发展等21世纪重大问题的钥匙。从历史的发展逻辑来看，中国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引下，将会产生一整套能够解释中国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尤其是经济增长内生性机理、结构转型与高水平开放逻辑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与经验范式，同时又不乏国际普适性的发展经济学，并有望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理论参照与范式价值。
第三，唯有深入合作开放，才能实现全球合作繁荣共生。作者认为，在全球经贸体系早已高度一体化的今天，中国正以广阔的市场空间，以及持续扩大的产品和服务需求，向国内外参与主体释放中国改革与发展红利，推动全球资源配置的进一步国际化与便利化。区域和全球经济的繁荣稳定，要求有国际责任感的各国消除分歧，促进商品和资本的自由流通，从便利化和共享中获取利益，让全球化不可逆转再次成为国际共识。
总之，本书体现了一位有着前瞻性国际视野的经济学人对中国与世界经济面临的重大战略与现实问题的深刻思考，以及对破解相关发展瓶颈的深入探索。作者在书中提出，建立更好的发展经济学，本身是一个复杂及系统性的重大现实命题，亟需包括广大经济学人在内的参与主体进行扎实研究和深入调研，以及冷峻思考和经验萃取，这样才有可能拿出求解诸多不确定的对策建议。
求解不确定，永远在路上。
